記者 施 芳

　　歷經多次發掘

　　逐步揭示北京建城史

　　琉璃河遺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鎮區北側，距北京市區38公里。

　　1974年，兩座西周大墓的發現讓琉璃河遺址走入人們的視野。從北京地區出土的最大青銅器堇鼎，到首博的鎮館之寶伯矩鬲(俗稱牛頭鬲)，都出自這里；北京作為燕國都城的面紗也逐步為考古工作者所揭開。

　　由于地下水位高，當年兩座墓葬沒有進行完整發掘。從2019年起，為了高質量建設琉璃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加強遺址展示水平，北京市文化遺產研究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多家單位，對M1901(原IIM253)與M1903(原IIM251)兩座西周早期墓葬進行了再次發掘，并對琉璃河遺址的城址區和墓葬區開展考古工作，共發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環壕1條，出土銅器、漆器、陶器、海貝、象牙器、絲織品標本等各類文物100余件。

　　新出土銅簋

　　證明下葬時蓋身錯配

　　在琉璃河遺址發掘區，有一個巨大的圓形深坑，底部有少量積水。這個曾出土堇鼎的大墓現在編號為M1901，考古人員從中挖掘出一件銅簋，器蓋內銘文為“白(伯)魚作寶尊彝”，器內底銘文為“王公式于成周，王賜圉貝，用作寶尊彝”。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銅簋與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紋飾相同，據銘文推斷，這兩件簋的蓋、身在下葬時應是混淆了，整整錯了3000年，這也證明了(伯)魚和圉實為同一人，對于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確鑿的證據。

　　在考古現場展出的青銅面具、獸面形銅飾、成組的銅車馬器、鏤空有銎銅戈，紋飾精美、細節豐富，均為首次發現，表現出多元的文化因素。鏤空有銎銅戈的結構和裝飾受到周邊多個地區的影響，封頂管銎的結構與北方草原的武器相似，王晶認為這類戈不出自燕地，產地可能在南方。青銅面具、獸面形銅飾等盾飾的使用，包括一手執盾、一手執戈的武士形象，都昭示著M1901的主人身份絕非一般。

　　M1902出土銅卣

　　出現珍貴銘文

　　在M1901和M1903之間，新發現的M1902號墓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頭箱蓋板，在北方地區也較少見。箱內有銅提梁卣、銅尊、銅爵、銅鼎、銅劍、漆器、陶器等，組合豐富。棺槨及人體骨骼均保存良好，槨板上有整只殉葬狗，與狗同出了一件銅鈴，該墓是難得一見的完整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M1902墓內發掘出一件青銅卣，卣中銘文可辨識：“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宮，太保賜作冊奐貝，用作父辛寶尊彝。庚。”根據銘文，推斷其大意為：“太保在匽筑城，遂后在匽侯宮舉行祭禮。太保賞賜給作冊奐貝，奐為他的父親辛做了這件禮器。庚。”銘文中出現“太保”“墉燕”“燕侯宮”等內容，證明了3000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親臨燕都也就是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遺址所在地，建筑了燕國都城城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雷興山認為，銘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證實召公親自來過琉璃河遺址，并在此筑都。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認為，這篇銘文以無可爭議的文字資料實證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獨特價值，堪稱北京之寶。

　　青銅卣上的銘文與20世紀80年代出土的克盉、克罍的銘文互為補充，是研究燕國早期歷史的寶貴史料。

　　利用新方法新技術

　　實現精細化考古發掘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處處長郭京寧介紹，本次發掘采用最新的測繪手段、信息記錄手段和文物保護技術，對文物進行了精細化發掘。在曾出土伯矩鬲、現編號為M1903的大墓中，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可辨識者有三角紋簋、豆等。漆器的發現，彌補了上世紀現場文物保護技術有限的遺憾，對于墓葬隨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文物保護專業人員全程參與考古發掘工作，針對不同材質遺物進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護，對木桿、席痕、朱砂、織物等有機類文物，使用薄荷醇等進行臨時加固處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發泡劑等，結合整體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置入實驗室進行實驗室考古和保護修復。

　　為填補以往田野發掘的空白，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槨規制，考古人員首次采用了從槨室之外向內清理的“破壁發掘法”，對重點現象和出土器物進行1/2清理，重點痕跡留取剖面。清理出多處以往未發現的漆器、織物交疊現象，首次辨識出北京西周青銅箭頭的木質箭桿、席紋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帶紋飾的絲織品，精準還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間位置，為還原下葬過程和喪禮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琉璃河遺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遺址中建立了網絡地理信息系統，將遙感考古、坐標信息、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統一到大遺址“一張圖”中，建立三維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員還同步開展了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冶金考古和測年、同位素分析工作。

　　新發現成規模夯土建筑

　　燕都“穿井治城”水平發達

　　“我們已經確定了兩種墓葬形態，即居葬合一和單純墓地，對墓地結構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郭京寧介紹，城內新發現成規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處，大型水井7處。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圍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屬于前列。大型水井的井壙夯土寬度超過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區域，說明西周燕都鑿井技術的水平已經相當發達，大型水井附近存在高等級建筑的可能性非常高。專家認為，這些發現有助于進一步判斷城內功能區的分布，了解燕國始封地的規劃理念、組織模式和治理能力。

　　“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圍超出原有認識的墓葬區邊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況。”郭京寧說，這對進一步了解琉璃河遺址輻射范圍和族屬分布具有價值，為琉璃河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強大的考古支撐。

　　采用普遍勘探、重點勘探、抽樣勘探相結合的方式，完成重點勘探面積約32萬平方米，抽樣勘探面積45萬平方米，發現遺址的保護區域范圍為17.3平方公里，遠超過此前對遺址的認識。

　　北京市文物局局長陳名杰表示，本次考古工作，為了解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規劃等相關問題提供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信息，是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交出的北京答卷。

　　延伸閱讀

　　琉璃河遺址所在地區位于太行山脈以東的山前平原，地勢西高東低，平均海拔在30米左右。

　　琉璃河燕都作為燕國的政治、軍事中心，其地理位置至關重要。琉璃河鎮地處南達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上，通過附近的太行山東麓大道，往北可到北京小平原，向南可達中原后方。

　　琉璃河遺址地處大石河北岸的山前剝蝕夷平低臺地。大石河發端于太行山山脈，古稱圣水，亦名琉璃河、劉李河，自西北方而來，蜿蜒流經燕都的西部和南部，形成一個“L”形的河灣，再向東南方流去。

　　琉璃河燕都選在河道彎曲的河水內灣環抱處，這樣的沉積凸岸有利于泥沙的堆積、土壤的形成；水流較緩，有利于取水；凸岸三面環水，可作防御之用。進行建造，選址背山面陽，符合我國傳統聚落選址所崇尚的山水環繞的理想環境要素。

　　琉璃河遺址的價值

　　歷史價值

　　琉璃河遺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記載了周王褒揚太保、冊封燕侯和授民疆土的大量事實，為“周王封燕”提供了寶貴資料與依據，證實了該遺址是我國周代重要諸侯國——燕國的早期都城所在地，印證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廣封諸侯，以藩屏周”這一重要歷史史實。

　　琉璃河遺址在同類遺址中具有罕見的整體性價值。考古發掘成果表明，該遺址是城址、居住址、墓葬址同時并存的遺址，也是大型宮殿基址、城墻基址、刻字甲骨、諸侯墓葬、青銅器五大要素同時并存的諸侯國都城遺址，在全國同類遺址中十分少見。

　　琉璃河遺址的發現是北京地區地理變遷發展的重要佐證。

　　藝術價值

　　琉璃河遺址出土文物具有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出土的青銅器、漆器、玉器、陶器等，工藝復雜，造型豐富，紋飾精美，具有很高的藝術表現力，反映出當時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取向，也反映了中原地區、北方地區文化交融的情況。

　　科學價值

　　琉璃河遺址為研究西周早期城市規劃、建筑和工藝技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琉璃河遺址的城址留存下來的城墻基址、建筑夯土遺跡和各類建筑構件等，為研究西周早期的城市規模和營造技術等提供了大量寶貴的實物資料。

　　琉璃河遺址的青銅器鑄造技術與殷商時期一脈相承，但又有所發展和創新，芯撐和盲芯的使用對保證合范的精度、提高青銅器鑄造質量和成品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琉璃河遺址保護規劃(2020年—2035年)》

　　琉璃河遺址與燕國

　　燕國是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北方的一個重要諸侯國，為戰國七雄之一。它始封于西周初年，前后歷經800多年。

　　琉璃河遺址是周初燕國的封地所在，也是燕國最早的都邑。它是我國在西周考古史上發現的一處同時并存著諸侯國城址和諸侯墓地的遺址，也是一座始建于西周早期的諸侯國都城遺址，是燕國最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琉璃河遺址的發現，將北京建城的歷史追溯到距今約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

　　根據已有的考古成果，遺址遺存主要集中于房山區琉璃河鎮的董家林、黃土坡兩村，在劉李店、立教、莊頭、洄城等村也有零星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