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張宇（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批評家寫小說，成為近年來一種時髦的文學“跨界”現象。李敬澤、張檸、朱大可、李云雷、梁鴻……王堯也加入了這一“教授作家”的行列。王堯積十年之力的首部長篇小說《民謠》的出版，以其優美詩性、豐富內蘊、哲理深思，為中國文壇帶來了別樣的經驗，標志著一位“晚郁”小說家的生成。這部小說在文體上的貢獻，給當代文壇帶來了審美沖力。

　　　一

　　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已百余年，“五四”小說的文體探索、1980年代小說的先鋒實驗、1990年代小說的賡續新變，小說文體變革不斷演繹出新，然而關于小說文體的可能性，仍存有無限的探索空間。文體變革意識并沒有成為作家普遍的內在視點和理論自覺，由此，王堯近年來致力于提倡新“小說革命”。在他看來，“在社會文化結構發生變化時，文學的內部運動總是文學發展的動力”。“小說革命”體現了“中西對話結構中的藝術創造精神”。他親自操刀，以《民謠》為楔子，錨定小說文體的界限與可能，重建自我與歷史的關聯，在歷史的鏈條中進行重新定位與理解。

　　小說的結構與小說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密切相連，或者說，小說的結構就是小說家世界觀的具象化，因而，小說結構的深度與廣度取決于作家精神領域的豐厚度。《民謠》似有意致敬《莊子》，主體（內篇）、外篇、雜篇三部分結構，各篇又有不同的氣象，以語言建構一個獨立的世界，彰顯世界、歷史與自我探索的可能。

　　盡管講故事的能力被看作成功小說家最重要的素質之一，但王堯在其首部小說中就大膽放棄了故事，代之以記憶編織文本，營造一種歷史氛圍。正如王堯聲稱，“個人是細節，歷史才是故事”。彌漫的細節取代了故事，追憶取代了敘述，在回憶之網中，歷史變得支離破碎。在潮濕陰郁的蘇北水鄉中，“記憶就像被大水浸泡過的麥粒，先是發芽，隨即發霉。”打撈這些記憶重新構型，“在記憶中去虛構，在虛構中去記憶。”核心故事被拆解得支離破碎，文章中的離題式的細節敘述，呈現一種網狀的文本結構，去中心化的敘事打散了原有的敘事進程，也帶來了小說的紛繁復雜與多元異質。

　　作為批評家，王堯深諳現代小說的敘事套路，在他的深閎廣博的知識結構中，調用各種敘事技巧并非難事，在視點、聲音、時空、人稱和節奏上稍加用心，作品就呈現出不同的敘事格調。這些敘事技巧的融入，使小說文本充分擴容，呈現出“無邊的現實主義”的美學品質。小說一開篇就奠定了一種準自傳的基調，以第一人稱視角營造出強烈的“自傳契約”氛圍。小說中對于“我”的視角、口吻的不斷強調，例如“我意識到”“我知道”“我感覺”“我又想起”……這種強勢的敘事主體的時刻閃現，個人經歷與小說敘事的高度疊合，強化了自傳的色彩，給讀者帶來了擬真錯覺，以為小說“揭示的真實是關乎他個人的，甚至就是他自己”。

　　　二

　　盡管王堯是蘇北人，但他的筆觸卻浸染了江南的風韻，這或許得益于散文的訓練和江南生活的熏習。開篇第一句“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就奠定了全書詩性盎然的抒情性基調。這樣薄薄的陽光，照徹著江南大地，照徹著臺東，也照徹著那個少年，由此小說具有一種“溫暖而憂傷”的品格，帶來了小說搖曳的抒情與豐沛的詩意。小說的詩化、散文化韻味濃厚，接續了汪曾祺詩化小說一脈傳統，又加以創化，融入了革命話語與反思話語，構成了獨特而雜糅的文體風格。一方面，小說注重內在情緒與外在節奏的詩性融合，以精美凝練、含蓄幽婉的詩性抒情表意，在文本中建構暗示性的意象。“深秋的寒氣還是從月牙里滲進來”，“我還是喜歡貼著地，看風吹青草的樣子，或者坐在碼頭上，看魚兒游弋”，“我看到的一茬茬莊稼，只有麥田最像少年，在冬天而不是春天”……這些意象精美、節奏錯落有致的句子，包孕著豐沛的詩意，如鉆石般綴滿文本熠熠閃耀。正如書名的寓意，民之謠曲，是日常的，也是詩性的，是切近的，也是悠遠的。另一方面，王堯這種散文詩的筆調中又交織著革命話語，“在教育革命深入發展的大好形勢下，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紅旗迎著東風擺，十件新事放光彩”……這兩種語言風格截然對立，由此帶來了小說的語言張力。而反思話語的融入，更彰顯出作者深邃的歷史詩學。村鎮曾見證過輝煌，也經歷過敗落。它目睹過爭斗，也催生了和解。它在戰天斗地的烏托邦中迷失，亦在水鄉氤氳的日常中重新找回溫情的社會倫理。熟人社會和過日子的哲學，依舊是鄉村的底色，也正因為這些點滴的樸素溫暖，才帶來了持久的深情，這也正是該小說中彌漫著溫情格調的根源所在。

　　小說明凈、輕逸、詩性中含有憂傷，專注于文學的認知與探求功能，語言簡潔卻意涵豐贍，對人類有著最為多樣、仁慈的好奇心，鍛造璀璨的文本晶體，折射出人性與生命的莊嚴。這種抒情姿容與詩意面相，包含了對人類最根本最善意的好奇，對于認知功能的強調，體現出作者為把握變動不居的世界所作出的持久的努力與掙扎。“魚兒碰到水草了，這是水草在冰塊融化后第一次運動。水草像長在河里的綠色冰凌，柔軟舒適地僵硬著，它也在等待十里春風。”陽光、少年、月亮、柳樹、小橋、飛鳥、木船、麥田……澄明清朗的意象，映照出少年人生飛揚的一面。目光跟隨麻雀、喜鵲、烏鴉升空的少年，渴望精神自由，以飛行的向往實現對當下的超脫，救贖沉重的世界。

　　《民謠》以溫厚之筆觸呈現革命時代日常生活的細膩肌理，于歷史的褶皺中探尋存在的可能。日常微觀史、革命史、村莊史、家族史交織于少年王厚平的生命歷程，書寫了一出出錯綜復雜的傳奇。小說聚焦于村鎮的世界進行精心勾畫，意圖展現對世界與歷史的重新理解。歷史不再是冰冷理性的怪物，而成為記憶的棲居之所，每一次的敞開與重臨，都蓄滿憂傷，每一次的迂回與折返，都飽含溫情。通過個人成長史與宏大革命史的交織，揭示革命倫理與日常倫理的互滲互構。在個人成長上，呈現出兩種自我的交疊，憂傷詩意的文藝少年與亢進的革命少年并置，形成一種張力飽滿的敘事。在新世紀文學中，《民謠》是一部不可忽視的大作，其別具一格的文體實驗，昭示出小說變革的新的可能。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