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藝家】

　　作者：張鵬禹（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

　　他以《紅汞》《紅風箏》《紅莓花兒開》《雙驢記》《哭麥》等作品享譽文壇，近年來又相繼推出《爺的榮譽》《煙火》《暖夏》等重磅力作。當被問及小說的靈魂是什么時，他不假思索地說：“沒別的，就是把精彩的故事講精彩！”

　　王松又出新作了！一部《飛花調》，把讀者帶回百年前的津門，白鶴飛、花厚子、花薄子等主人公，做的可不是一般生意，作為“調門兒”中人，干的是詐騙的營生。但又不是一般街上的小騙，而是能“平地摳餅，對面拿賊”的“大買賣”。在《飛花調》中，王松不僅寫“調門兒”，也寫“榮門兒”（小偷），涉及諸多津門風俗掌故。伴隨著相聲般生動親民的語言，作者不溫不火，不急不遲地把一段段民間秘史、江湖逸聞、民間絕活講述出來，令人讀后大呼過癮。

　　寫小說，聽音樂，聽相聲，是王松每天生活的三個主要內容，這也決定了他的生活狀態。他寫過相聲，直到現在，天津的廣播電臺還經常播放他的相聲作品。對曲藝和戲曲等傳統藝術的涉獵，加上對天津民俗文化和江湖上“金、皮、彩、卦、評、團、調、柳”等行當的多年研究，使得王松積累了豐富的小說素材，肚子里有永遠寫不完的故事。

　　小說的故事和人物，需要恰當的空間來安放。但王松的作品給人的感覺是，人物和故事仿佛是從他筆下的這一方土地里“長”出來的，絲毫沒有嫁接、移植或把空間當成容器裝置的痕跡。對北京和天津的熟稔，讓他有能力在紙上重塑百年來兩地的民間生活史。一部《爺的榮譽》寫北京，一部《煙火》寫天津，民間大戲背后，是時代的風云際會和小胡同的人情冷暖。

　　“你可以把《爺的榮譽》看成家族小說，也可以看作歷史小說，還可以把它當作消遣娛樂的世情小說，或是洞悉人性的嚴肅文學。”評論家孟繁華說，“如何界定《爺的榮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說帶給我們完全不一樣的閱讀快感。”正因此，他稱王松是“好小說家”。

　　《爺的榮譽》有著與民間故事相似的“三兄弟”人物架構，小說通過書寫“官宅”里王家老太爺三個兒子的性格與命運，表現一個家族在百年歷史中的興衰榮枯和民族記憶。小說落腳在北京前門大柵欄的綢緞莊，也涉及京津冀魯的廣闊大地。王松說，在這之前，他對北京一直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對每條街道，每個胡同甚至比天津還熟。但后來，他開始把目光轉向天津。他發現，這個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也同樣可愛。

　　2020年年初，《煙火》在《人民文學》發表后，好評如潮，評論家對這部作品中的煙火味和津味贊不絕口。天津的民間風俗、市井文化令人目不暇接，拉膠皮的、拔火罐的、打簾子的……從各色買賣人、手藝人，到外國殖民者、買辦，從革命黨、地下黨，到漢奸、地痞流氓等三教九流，王松從1840年“白河投書”寫到新中國成立，天津的百年歷史風云，翻卷進小小的“侯家后”。

　　天津有句俗語，“先有侯家后，后有天津衛”。侯家后是天津著名的娛樂地，也是小說人物的“家”。王松提到，少年時代，他經常去侯家后的一個小店買舊半導體零件，所以對那塊比較熟。因為寫《煙火》，他又多次去那里實地勘察，請當地房管站和街道熟悉情況的朋友指認老建筑和街巷。通過這些實地考察，研究天津的歷史地理，小說的細節更飽滿，也更扎實了。

　　從一開始，王松為《煙火》的定位就是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寫市井。在他眼中，天津是一個很具體的城市，既然具體，也就充滿生動細節，而這些生動細節正構成了城市獨特的煙火氣，同時也蘊藏了天津人從骨子里滲透出的個性。

　　“如果說，《煙火》寫了天津的百年歷史，那么《暖夏》則是抒寫最當下的現實。兩部小說一先一后，反映了天津新與舊的兩個時代的變遷。”作家出版社創意合作編輯部主任興安說。

　　長篇小說《暖夏》以脫貧攻堅為題材，寫得地道，讀來筋道。梅姑河兩岸的西金家旺村和東金家旺村，一個靠養豬，經濟發展得不錯，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跟不上；一個文藝人才多，但就是“窮樂呵兒”，經濟不行。一次村長聯席會上，鎮長故意用激將法，讓東金家旺村主任張少山和西金家旺村主任金永年“打賭”，看哪個村日子過得好，兩年后見分曉。故事的最后，兩村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實現了經濟文化雙發展。王松在小說中融入大量民間曲藝的內容，突出了文化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讓作品獨具一格——雖以脫貧攻堅為題材，但也是一部文化小說。

　　王松說，他1975年到寧河插隊。考上大學時，是蹬著用水管焊的破“鐵驢”自行車到縣城辦的手續。記憶里的村莊一直是當年的模樣。直到2015年，又去寧河縣掛職（現為天津市寧河區），他發現天津的城市文化、傳統文化對這一帶影響很深，與《雙驢記》里的境況已是判若云泥。也是從這時候，王松開始有意識地走向寧河當下的深處，用現實生活的“水”，沏開記憶的“茶”。《暖夏》就這樣寫出來了。如今，《暖夏》的姊妹篇《熱雪》已經創作完成，仍延續這一題材，寫的是脫貧攻堅勝利后，鄉村振興的新故事。

　　深厚的民間文化積淀、如在眼前的眾生百態、獨特的口語化表達和高潮迭起的精彩故事，形成了王松小說的藝術特色，但他又不是一味地寫故事，在一個又一個活色生香的民間世界里，有的是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歷史洞察力。

　　“相聲大師馬三立有個段子叫《祖傳秘方》，說的是一個人花五毛錢買了一個治皮膚瘙癢的祖傳秘方，打開錫紙包，里面是一個白紙包，打開白紙包，里面還有包裝。一層層都打開了，發現紙上只寫了兩個字：撓撓。寫小說不能這樣，光有花里胡哨的包裝不行，還得有真東西。什么是真東西？就是精彩的故事。把精彩的故事講精彩，是小說家的天職。”王松說。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0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