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武堂】

　　作者：吳志忠（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百年奮斗歷程中，堅持黨管軍事人才原則，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堪當大任的軍事人才，為我軍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堅強人才支撐。回顧中國共產黨黨管軍事人才百年實踐，從中獲取經驗啟示，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把抓人才能力建設與抓政治建設統一起來

　　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就開始探索和標定軍事人才標準。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后，黨開始在國民革命軍中涉獵軍事人才工作。當時提出，促進兵士“曉得黨的理論、主義、政策”“曉得時代政治”，努力把兵士“變成真正擁護民族解放的戰士”。1926年惲代英在給黃埔軍校學員作報告時，就提出軍官要明了而服從黨的主義，能夠有充分的作戰能力。

　　紅軍創立后，黨的軍事人才標準開始明確化。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規定紅軍新分子入黨的“五個條件”，明確紅軍除了進行軍事訓練，還要開展政治訓練。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標準，1941年中央軍委出臺文件，明確今后提拔干部必須以德（對革命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與斗爭歷史）兼顧，初步統一了軍事人才標準。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多次明確政治標準與工作能力兩者缺一不可，要求做到又紅又專，并強調政治始終是第一位的。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干部和人才工作的“四化”方針、江澤民提出培養“德才兼備”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胡錦濤提出“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干部使用標準，都是黨管人才的“德才兼備”標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豐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從實現黨在新時代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戰略高度，明確新時代“對黨忠誠、善謀打仗、敢于擔當、實績突出、清正廉潔”的軍隊好干部標準，強調政治標準是我軍人才第一位的標準，政治要求是對我軍人才最根本的要求，這是我們黨一脈相承的軍事人才標準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

　　百年歷史表明，黨管軍事人才首先要與時俱進豐富人才標準，要把抓人才能力建設與抓政治建設統一起來，確保槍桿子掌握在有能力的、且對黨絕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

　　完善政策制度，把軍事人才建設納入法治軌道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黨管軍事人才原則和制度創立與發展時期，重在管具體事務和概略設計，并適應戰爭需要出臺單項政策。由于受當時軍事能力和水平限制，黨管軍事人才大量還停留在事務性服務階段，對人才發展還只能著眼急需從總體上勾勒方向、明確思路，出臺一些專項政策制度。比如，1930年，紅軍頒發《官兵考績問題的訓令》建立單項考評制度、1931年出臺《中國工農紅軍優撫條例》和《紅色戰士傷亡撫恤條例》、1939年發布《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1940年發布《關于干部之提升與審查工作指示》、1941年發布《關于人事銓敘問題的訓令》等等，全軍才基本形成三級審批的干部政策制度。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是黨管軍事人才體系形成時期，主要是建立健全各類政策制度，初步形成軍事人才政策制度體系。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逐漸發展，軍事人才建設有了環境基礎，黨管軍事人才不再拘泥于管具體事務，而是不斷提升層次，軍事人才政策制度開始系統化、完備化、科學化。1950年11月，全軍召開第一次干部工作會議，1953年形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干部任免暫行條例》，軍隊干部和人才工作有了統一的法規規范。1955年實行干部薪金制度、軍官軍銜制度、勛章獎章制度，以及后來施行的預備役軍官制度、干部離休退休制度等，逐漸形成黨管軍事人才的政策制度體系，黨管軍事人才有了更加全面系統的政策制度支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是黨管軍事人才體系豐富時期，軍事人才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發展完善。1984年至1988年，健全了干部服役制度、恢復軍銜制度、建立文職干部制度，對干部編制崗位、調配交流、考核培訓、轉業安置等作出大調整。1994年至1997年，圍繞領導班子建設規范干部任免工作，健全完善基本法規，初步構建起我軍人才建設法規框架。1999年到2003年，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養干部制度，修訂頒布現役軍官法、現役軍官職務任免條例、《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暫行辦法》以及其他相關配套法規。這一時期，中央軍委還頒發《實施軍隊人才戰略工程規劃》《2020年前軍隊人才發展規劃綱要》，建立頒發軍官考評體系、任用程序規定以及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基層干部隊伍管理等制度，黨管軍事人才政策制度有了新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現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體系重塑重構。習主席把人才強軍與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依法治軍一體納入強軍戰略布局，親自領導部署深化國防和軍隊政策制度改革，適應我軍組織形態的革命性重塑，一系列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相繼出臺，以軍官職業化制度為牽引，形成包括軍官、軍士、義務兵、文職人員管理在內的制度體系，黨管軍事人才的政策制度體系實現整體性重構，革命性重塑，軍隊人才工作邁入快車道、進入新境界。

　　百年歷史表明，政策制度更具有長期性、根本性、穩定性，黨管軍事人才必須統籌管宏觀與管微觀、管政治方向和管具體工作,以完善政策制度為基本路徑，把黨管軍事人才納入法治軌道。

　　不拘一格延攬人才，同時突出自主培養人才

　　縱觀黨管軍事人才百年史，黨歷來強調以自主培養為主，集聚延攬保留各類軍事人才，致力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爭取對手人才為我所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十分重視在敵軍內部開展兵運工作，爭取敵軍嘩變、起義的同時網羅各類人才，對在戰場上俘虜的敵軍人才盡量爭取為我所用。第一次反圍剿中被俘的無線電報務員王諍，是黃埔6期無線電通信專業高才生，被俘后參加紅軍被委以重任，先后擔任無線電通信隊隊長、無線電學校校長、軍委第三局局長，后來擔任了軍委通信部部長、副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多次在作戰中發揮關鍵作用，培養了大批通信人員，成為我軍通信事業的開山鼻祖，新中國成立后被授予中將軍銜。

　　二是吸引集聚大量社會人才為我所用。黨管軍事人才從不把目光僅限于軍隊內部，而是放眼全社會乃至全世界。紅軍初創時期，在生活極端困苦的條件下，我們黨注重運用信仰、主義、黨和軍隊宗旨吸引網羅社會人才。1935年瓦窯堡會議上，明確提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一切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技術人員與新聞記者”“一切白軍官長、士兵，凡愿反日反賣國賊者”“一切被國民黨賣國政府所排斥裁遣的失業軍人”等等，蘇維埃政府或紅軍都愿為其提供庇護、工作或優待，甚至給予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抗日戰爭時期延安集聚延攬了大批社會優秀人才，一批中國最有才氣的理科生為八路軍造武器，一批最有才情的藝術家為共產黨搞宣傳，一批最能吃苦最有熱情的基層工作者為共產黨凝聚人心，甚至連很多日軍俘虜都全心全意替共產黨瓦解敵軍。

　　再一個是最大限度地自主開發培養人才。早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我們黨就公開或秘密派遣人員到黃埔軍校學習。創立紅軍后，黨派部分人員赴蘇聯軍事院校學習，秘密安排人員報考國民黨的軍事院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8年紅軍相繼開辦各類“流動訓練班”，1931年根據毛澤東創辦一所“紅埔”指示，創辦了紅軍學校，培養出數百名軍事人才。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創立抗日軍政大學，抗大總校及其分布各根據地的14所分校，共培養了10多萬軍政人才。

　　新中國成立后，我黨明確提出，在相對和平時期，培養軍事人才的方法主要就是辦好學校，規定不經院校培訓不能提升干部。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實施人才強軍戰略，全面深化軍隊院校改革，建立健全層級分明、專業齊全、規模合理的軍隊院校體系，構建起“三位一體”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

　　百年歷史表明，黨管軍事人才必須要有寬廣的視野和寬容的肚量，不拘一格吸引延攬、團結集聚各類人才，同時要把軍事人才需求立足點，放在自主開發培養上。

　　愛才敬才護才，形成拴心留人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

　　栽好梧桐樹,引得鳳凰來。我黨集聚各方面人才，既靠理想信念和革命事業，也靠愛才敬才和護才舉措。

　　一是給予軍事人才以充分的尊重。中國共產黨領袖們尊重人才是舉世聞名的，黨的百年史上有許多佳話。1956年2月，毛澤東宴請全國政協委員，錢學森收到的請柬上寫著他的席位在第37桌，到了宴會廳后卻被工作人員領到了第1桌，緊挨毛主席座位的右側即第一貴賓的位置，后來才知道是毛主席審閱宴會來賓名單時，用紅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從第37桌勾到了第1桌。2017年11月17日，習主席在與一次重要會議的代表合影時，看到93歲的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站在代表中間，習近平握住他的手，請他坐到自己的身旁。可見我們黨的領袖對高端國防科技人才是何等的尊重。

　　二是給予軍事人才以充分的信任。淮海戰役時，戰前毛澤東致電粟裕等，放手讓粟裕根據他們自己的部署靈活指揮，既沒有規定硬任務，也沒有提出特殊要求，明確“由你們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反之，蔣介石在這場重要決戰中任用“長腿將軍”劉峙為主將，理由據說是覺得劉峙比較“聽話”。于是短短幾十天時間里，80萬美械大軍灰飛煙滅。后來有人總結國民黨為何失敗時說，“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對比之下，充分顯示了我們黨信任人才的巨大優勢。鄧小平后來在回顧二野歷史時曾談到，二野每次戰斗均由各縱隊指揮員負責，劉鄧從不親自指揮戰斗行動。事實證明，這種對指揮人才的信任，極大地激發了指揮員的主觀能動性，被鄧小平喻為一種“了不起的力量”。

　　三是給予軍事人才以充分的愛護。我黨對軍事人才的愛護，還具體體現在對他們生活關懷上。革命戰爭年代，盡管物質基礎薄弱，但黨仍從愛護人才的角度出發，盡可能地籌措給養、提供優待、改善生活，體現了強烈的愛護人才導向。在蘇區，由于經濟困難，廣大紅軍指戰員、各級黨政干部都是實行供給制，一律不發薪金，但對技術人才則特別照顧。《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優待專門人才暫行條例》規定，“各種專門人才在蘇區服務之薪金，不受蘇維埃薪資條例之限制。每月薪額由六十串至兩千串，有特別技能其薪資超過兩千串者臨時規定之”。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系統闡述了愛護干部的辦法，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照顧他們的困難，即“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項困難問題者，必須在可能限度內用心給以照顧”，對專門人才的家屬生活、子女入學等問題給予照顧性安排，我黨護才之心可見一斑。

　　百年歷史表明，黨管軍事人才就必須愛才敬才護才，形成有利于吸引使用保留人才的良好氛圍。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