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建委（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從戰國秦漢時代的文獻來觀察，先秦時代存在兩個詩歌文化傳統：音樂文化傳統和文本文化傳統。二者相互交叉，原是一個整體，但很早就有了比較明顯的分際。音樂文化中的兩周歌詩，至西晉荀勖修改雅樂而最終消亡。文本文化中的詩，在春秋時代的外交場所中被引用，已經開始了經典化過程。西漢以后的《詩經》明顯屬于文本文化傳統。

　　近年來學者們以口頭和書寫這兩個概念工具討論早期詩歌傳統時，產生很多爭議，一個易被忽略的原因是：這兩個概念的指向實有很大的不同，它們不能對等使用。當我們使用“口頭傳統”或“口頭詩學”這一概念時，指涉的是音樂和文本相混合的活態文化傳統，文本化的《詩經》只是其中的一個分支，或一種類型。當我們使用“書寫”時，它的所指主要是文本文化中的《詩經》。簡單地說，口頭傳統討論的是早期的詩，而書寫傳統討論的則是《詩經》。兩個概念工具所針對的研究對象存在文化層級的差異。

　　在宗廟祭祀、射禮、燕禮、鄉飲酒禮等禮儀的實際操演過程中，歌詩音樂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歌詞。西漢時代“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漢書·王褒傳》），《宋書·樂志》記載“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后改曰《于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后改曰《巍巍》，詠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詠明帝”，這些都是禮儀中的歌詩，后人可以保留古曲而賦新詞。《大戴禮記·投壺》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按照《詩經》，《鵲巢》《采蘩》《采蘋》《騶虞》屬于二《南》，《伐檀》屬于《魏風》，都不屬于《雅》。《投壺》篇所言的“雅”，應為雅樂，二十六篇中，只有這八篇有詞可歌，其他十八篇應是無歌詞的樂曲。雅樂與《詩經》已經有了功能的區分。若將文獻記載中的雅樂和《詩經》的篇目相混淆，就容易造成困擾。禮樂文化之外，娛樂性的歌詩甚至更為流行，這就是所謂的“鄭衛之音”類型。因此，早期文獻中，并非所有的詩都可納入《詩經》的文本傳統中來討論。戴震《書〈鄭風〉后》一文就明確區分了文本化的《詩》和作為音樂文化形態存在的“聲”，認為不能夠將二者混同。

　　《詩經》文本傳統中的詩，出現于西周初年。西周晚期的怨誹雅詩，即所謂“變雅”，其文本內容已經比音樂部分重要得多。在春秋中晚期至孔子時代，歌詩文本逐漸被經典化，《詩經》已經在慢慢形成中。音樂文化中的詩，并未因此而消失，各種禮儀和日常生活中的樂歌依然被演出，清華簡《耆夜》所記錄的應該就是演出中的歌詩。可以說周代詩歌的音樂傳統和文本傳統的分化，至遲在春秋末年已經完成。自此以后，周代的歌詩便以兩種相互交叉但又涇渭分明的文化形式存在。

　　《詩經》形成的歷史中，最關鍵的人物是孔子。孔子之于《詩經》，其最大的影響應該是重編了《詩經》的文本。《論語·子罕》篇載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的正樂也是《詩經》文本的重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所載季札所論之《詩》，很可能就是孔子的《詩》。季札論《詩》是一段很有名的記載，《詩經》研究者將其作為孔子之前，《詩經》已初步編成的證據。但從文中季札的預言判斷，這個故事應該出現于公元前4世紀初，此時孔子已去世了近一百年。季札論《詩》的卷帙次序，屬于戰國初年孔門誦讀的文本，應為孔子所編的《詩》。其卷帙次序如下：《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豳風》《秦風》《魏風》《唐風》《陳風》《檜風》《曹風》《小雅》《大雅》《頌》。

　　今本《毛詩》與戰國初年的文本不同，《豳風》編于《國風》之末，與《小雅》相接。《毛詩正義》稱周公地位尊崇，故將與其相關的《豳風》置于諸侯風詩和天子雅詩之間。這一重編具體在何時并不可考。但《孟子》中的論述卻給我們提供了這種編纂思想出現的下限。《孟子·離婁下》載：“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與之一脈相承的，是《毛詩序》中關于《詩》與王道盛衰關系的論述。《豳風》位置的變動，體現的正是這種歷史主義的詩學觀念，本質上是以《春秋》解《詩》。那么這種詮釋路徑應出現在《春秋》之后，《孟子》之前。

　　戰國秦漢之際，《詩經》的不同的傳本之間，還存在許多細部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詩篇的編次。從《漢石經》來看，三家《詩》與《毛詩》在二《雅》內部的篇次頗有不同。漢唐間學者所注意到的《小雅》無“厲王詩”疑問也屬編次問題。鄭玄稱《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首詩屬刺厲王之作，本在《六月》之前，漢代初年，毛公移其篇第，《毛詩》中遂無刺厲王詩。據《漢書·谷永傳》及顏師古注引《魯詩》，知三家《詩》中《十月之交》四篇確屬刺厲王之作，在《六月》之前。《十月之交》有日月交迭而食的句子，一月之內連續出現的日食和月食，且能夠同時被觀測到的幾率并不高，依據當代天文知識，可以判斷此詩中日月食交迭出現的天象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詩中所述又與《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的記載一致。故《十月之交》為幽王時期的詩幾無疑義。如此看來，反倒是三家《詩》改動了《小雅》詩次，使得《小雅》中有厲王時代的詩。

　　這是否說明《毛詩》保留了戰國時代《詩經》文本的原始編次呢？《毛詩序》與《毛詩》經文之間的差異則否定了這種可能。《六月序》綜述《小雅》前22首詩的順序與《毛詩》的編次不同。《六月序》中，《華黍》之下先后為《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而《毛詩》則是《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崇丘》《由儀》。據鄭玄《毛詩箋》，《詩序》與《毛詩》本為兩編，漢初毛公將其合并，置序于每篇之首。鄭玄明確說《毛詩》《華黍》以下非孔子之舊，當為毛公改動，而《六月序》則未經毛公改動，故《序》《傳》詩次之不同得以浮現。這些不同的詩篇編纂順序中，都暗含了對《詩經》的整體性理解。三家《詩》對《小雅》詩篇次序的調整就反映了三家對雅詩“歷史的完整性”的追求。《毛詩序》雅詩的次序，則與周代的禮樂演出相近。

　　除了《序》《傳》的不同外，《毛傳》字詞訓詁的先后次序與經文篇目順序也不一致，《國風》中的很多詞匯，需要在《小雅》或《大雅》的《毛傳》里尋找解釋。這部分訓詁的失序，說明《雅》《頌》的訓詁很可能早于十五《國風》。這恐怕與二《雅》的經典化較早有關。《左傳》所載春秋時代人引《詩》本以二《雅》為主。《爾雅·釋詁》一篇所錄古字，與二《雅》相關者200條左右，與《周頌》相關者50條左右，而與十五《國風》相關者不足90條。故最早對《詩》作注，應該開始于《雅》和《頌》。

　　今本《風》《雅》《頌》次序已見于季札論《詩》，故三百篇的文本大局也當由孔子論定。其后的學者又依據《春秋》精神，建立了《孟子》《毛詩序》中的歷史主義解釋方法，移置《豳風》于《風》《雅》之間。這大概是《詩經》文本至戰國初年所發生的最具革命意義的兩次編纂。

　　至漢初，《毛詩》的經文、傳文和序文，依然各自保存了一些古老的訓詁、編纂和詮釋的信息。這是大、小毛公非常重要的貢獻，同時也提醒我們，不能完全把《毛詩詁訓傳》當成西漢初年的文獻來看待。此后，《毛詩》的古文寫法經隸定而失傳。漢唐間又經過數次經文的正字，至唐《開成石經》，除個別避諱字外，《毛詩》經文字形最終確立。后唐長興三年（932），以《唐石經》為本的九經三傳開雕，這一版本即后世諸經的祖本。故知宋刻以來的九經三傳非漢代的經傳，以宋刻本系統為基礎來勘對古籍之時，古籍與出土文獻之間的文字異同，需要特別謹慎。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