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俄烏局勢學者談】

　　作者：馮維江（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秘書長）

　　連日來，俄烏沖突中被披露出的美國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問題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俄方在烏生物實驗室發現的相關文件顯示，美方計劃于2022年在烏克蘭開展鳥類、蝙蝠及爬行動物病原體研究，并逐步轉入研究這些動物攜帶非洲豬瘟和炭疽病毒的可能性，實驗目的是“為致命病毒病原體的隱蔽傳播建立機制”；美方還曾在烏實驗室進行過將蝙蝠作為生物武器載體的項目，經證實140多個裝有蝙蝠體外寄生蟲的容器已從烏境內哈爾科夫生物實驗室轉移至國外。

　　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公布的文件顯示，應美國國防部減少威脅局的定制要求，烏克蘭建立起一個由30多個實驗室組成的網絡。這些實驗室均按美國國防部的命令運行，美國國防部的代表有權參與烏方設施所有相關活動，而且烏方不得公開美方認定的“敏感信息”。俄烏沖突爆發后，烏克蘭衛生部曾下令各實驗室銷毀生物病原體，其中不乏鼠疫、炭疽、兔熱病、霍亂及其他一些致命疾病的病原體。

　　從烏克蘭實驗室曝光的觸目驚心的信息看，這只是揭開了美國在全球搞病毒霸權主義的冰川之一角。根據美方自己公布的數據，美國在全球30個國家控制了336個生物實驗室。這些實驗室是所謂“生物協同計劃”的一部分，項目由五角大樓直接出資管控，大多位于獨聯體國家、中東、東南亞和非洲。早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軍方就開始在境內的多個場所秘密開發生化武器，臭名昭著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和達格威實驗基地就開始于那個時期。二戰結束后，美國庇護并聘用日本731部隊戰犯作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顧問。達格威實驗基地則儲存并測試全世界最危險、最致命的生物和化學試劑。20世紀50年代起，美軍還在美國本土用活人進行細菌試驗，例如，針對非裔美國人投放可引發肺部疾病和哮喘的煙曲霉孢子，在紐約地鐵隧道中釋放芽孢桿菌等。美國境內生物實驗設施還屢屢發生事故，嚴重危害當地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隨著國內對生物實驗的限制和透明度披露等呼聲的增多，美國開始將“制毒事業”更多投向海外，給難以抵制美國生物病毒霸權主義的國家帶去禍殃或風險。格魯吉亞盧加爾生物實驗室秘密人體試驗造成多起參與者死亡；在韓美軍多次開展炭疽桿菌試驗，并在未告知韓國政府和當地民眾前提下，進行了肉毒桿菌等多種劇毒物質的試驗；烏克蘭哈爾科夫市暴發并擴散的疫情造成數百人死亡，背后美軍或美控生物實驗室的身影都若隱若現。

　　與美國霸權主義傳播生物病毒相伴肆虐全球的還有“輿論病毒”。俄羅斯披露美國軍方與烏克蘭生物實驗室關系的相關文件之后，美國媒體很快自封所謂“事實核查員”，花了兩周時間“核查”，然后聲稱烏克蘭生物實驗室涉及生物武器的事件是俄方制造的虛假信息，并將之歸為陰謀論。美國國務院也宣稱，“克里姆林宮在故意散布美國與烏克蘭正在烏境內從事化學與生物武器活動的謊言”。不過，在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作證時，美國國務院三號人物、負責歐洲事務的副國務卿紐蘭卻露了馬腳。當時，受中方制裁的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向紐蘭提問烏克蘭是否有生化武器，盧比奧原本期待獲得斷然否定的回答，從而坐實俄方在做虛假宣傳。沒想到紐蘭表示，“烏克蘭有生物研究設施，而我們（美國）正在與烏克蘭人合作，研究如何防止相關材料落入俄羅斯軍隊手中”。盧比奧連忙打斷話頭，并轉而要求紐蘭確認，“如果在烏克蘭境內發生任何生物或化學襲擊，幕后黑手百分之百是俄羅斯人吧？”

　　美國在向世界灌輸一種雙重標準，即相關“材料”是不是生化武器，取決于其掌握在誰手里，在美國人手里就是“和平的鮮花”，落入其他人手里才是致命的毒株。而“擁有毒株”的其他人，往往被妖魔化為“國際社會的賤民”，成為美國肆意抹黑和傾瀉仇恨情緒的對象。如果相關“材料”真像美國國務院所說的那樣，是美烏雙方“發展生物風險管理文化和國際研究伙伴關系，加強生物安保、生物安全和生物監測措施伙伴能力”的普通研究，紐蘭又何必擔心“落入俄羅斯軍隊手中”？

　　以“防御性”研究之名，搞出被禁止的武器并產生致命的傷害，美國早有前科。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2001年造成全美恐慌的炭疽襲擊的嫌疑人，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人員。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萬美國人服用抗生素。聯邦調查局的結論也聲稱，陸軍只是在進行“防御性”研究，目的是尋找疫苗和其他保護措施來防止武器化的炭疽菌株，為此制造出了生物界原本不存在的高度致命和危險的菌株，并被生物實驗室人員作為武器釋放了出來。

　　在輿論霸權主義的加持下，美國是不需要加入，甚至不憚于踐踏《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等核查機制的。在炭疽襲擊發生的同一年，美國就以“生物領域不可核查”為由，單方面退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行為上，美國更是打著“防御”的幌子，開展不受核查的生物武器開發。《紐約時報》2001年報道，一項始于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秘密生物研究模擬了敵對國家或恐怖分子制造生物武器的主要步驟，包括組裝細菌武器工廠、制造蘇式細菌炸彈模型等。2006年，《華盛頓郵報》曝光美國政府正秘密籌建生物防御實驗室，將用世界上最危險的細菌和病毒模擬可能的恐怖襲擊。美國《今日軍控》雜志也多次披露美方疑似違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舉動。2003年2月，美國陸軍獲得一項可發射生物制劑的步槍裝置，曾任美國裁軍大使、參與《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談判的詹姆斯·倫納德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很難劃清研發該裝置與制造生物武器的界限。2008年，美國兩個著名核武器實驗室——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決定開設生物安全三級（P3）實驗室，研究炭疽、布魯氏菌、鼠疫等嚴重威脅公共健康和安全的病原體。

　　借助把持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主流媒體的優勢，美國大搞輿論霸權主義，為生物武器開發的“美國例外”開綠燈、做美顏，掩蓋自己長期秘密研究生物武器的行徑，同時炮制俄羅斯要發動生物武器襲擊等論調，把臟水和暗器投向被其視為“對手”的國家，挑動國際社會對這些國家的不滿和仇視。實事求是是最好的解毒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把事實特別是那些被美國有關機構和部門遮蔽掩藏的事實搞清楚，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還以全面的、完整的真相，才能清除霸權主義的流毒，打造一個真正實現包括生物安全在內的普遍安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