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婧（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近代是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時期，從唐朝即成為一門學問的“選學”，經過千余年的發展，也面臨著研究方法與角度的現代轉型。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新選學”主要是指研究模式上從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文學研究相結合，并且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論性、系統性和整體性。按照這樣的標準，“周貞亮和駱鴻凱都是20世紀新《文選》學的開創者”“二人應該是同一時期開始以新方法研究《文選》的”（傅剛《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展望》）。特別是駱鴻凱的《文選學》被認為是“現代《文選》學的奠基之作”（王立群《現代〈文選〉學》）。但亦有學者認為“新選學的開山祖師是黃季剛先生，而非駱鴻凱”“（黃侃）能站在新的高度發展選學，成為新選學的先驅”（陳延嘉《繼往開來的選學家黃侃》）。眾所周知，黃侃作為近代“知選學者”（章太炎語），平生批點《文選》達十余遍，其《文選平點》頗見卓識，被譽為20世紀文選學的“一個高峰”（傅剛《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展望》）、“三塊柱石”之一（穆克宏《20世紀中國〈文選〉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但由于其形式為評點，內容多校注，故被更多學者視為傳統“選學”的代表。那么，黃侃到底是傳統“選學”的殿軍還是現代“新選學”的先驅呢？他對《文選》學的現代轉型到底有何貢獻？

　　黃侃最早開始在研究《文選》時，有意識地從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文學研究的結合。他在《文選平點敘》中批評一些清代《選》學家的注釋“其摭拾瑣屑，支蔓牽綴之辭，以于文之工拙無與，只可謂之《選》注，不可謂之《選》學”。在這里，黃侃明確提出了《選》注和《選》學的區分，不難理解，所謂《選》注正是指傳統“選學”以校勘注釋為主的文獻研究，而《選》學則是指以“文之工拙”有關的文學研究。他顯然是不滿于一些清代《選》注的瑣屑支蔓，而欲轉向更高層次的《選》學。黃侃《文選平點》在臺灣出版時即題為《〈文選〉黃氏學》，正是凸顯出了他在研究角度上從《選》注向《選》學、從文獻研究向文學研究的轉變。正如其女黃念容所云：“蓋先君嫻習文辭，深于章句訓詁之學，用能擘肌分理，達辭言之情。片言只字，皆根極理要，而探賾索隱，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無文人蹈虛之弊，復免經生拘泥之累。”（黃念容《文選黃氏學前言》）綜觀《文選平點》全書，確如此言，黃侃兼具文學家和小學家之長，其評點既有文字校勘、章句訓詁、文史考證等文獻研究，又有義理解析、文學批評等文學研究，實虛結合，已然形成了熔文獻研究與文學研究為一爐的整體性研究模式，開啟了從傳統“選學”向現代“新選學”的轉變。

　　黃侃《文選平點》還對被譽為“現代《文選》學的奠基之作”的駱鴻凱《文選學》有直接影響。黃侃于1914年至1919年任教北大，教授《文心雕龍》及《文選》等，其時已經開始手批《文選》，并以手抄的形式在學生中流傳。駱鴻凱恰于1915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學文科中國文學門學習，為黃門高足，應即于此時隨黃氏研習《文選》，而漸涉“選學”的。駱鴻凱為學重家法，一生恪守師說，“治學門徑，大抵本于黃季剛先生”（馬積高《文選學后記》）。其《文選學》是于1928年至1929年間在武漢大學開設《文選》課時逐步撰寫的，受黃侃影響的痕跡是十分明顯的，僅直接標明引用“本師黃氏曰”者就有七十余例，周勛初就指出駱鴻凱的《文選學》是在其聽黃侃《文選》課的筆記上擴展而成的。（周勛初《有關“選學”珍貴文獻的發掘與利用》）

　　駱鴻凱《文選學》被認為具有現代轉型意義的內容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黃侃的影響。據王立群研究，駱氏對現代“新選學”的開創性貢獻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對《文選》產生背景的探索,對《文選》編纂者的介紹,對《文選序》的研究,對《文選》學史的研究,對《文選》與《文心雕龍》相互關系的研究。”（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其中，后三項都有明確承襲黃侃之處。

　　駱鴻凱在《文選學·義例第二》中，對《文選序》體現出的選文范圍和標準等進行了研究。他征引黃侃所言“竊謂文辭封略，本可弛張”，“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揆其本原，則文實有專美”；而駱氏自己認為：“《文選》所錄，獨以沉思翰藻為宗，即斯意也。”（駱鴻凱《文選學》）與所引黃侃的意見是相同的。

　　駱鴻凱在《文選學·源流第三》中搜集并評介了各代《選》學著作，網羅宏富，褒貶精當，體現了其對《文選》學史的研究。而對學術史的重視，正是黃侃治學的一大特色，他每治一書，必先明其研究史，評點《文選》也是如此，充分吸收與辨正了前人的《選》學成果。

　　據黃侃《文選平點敘》云：“汪韓門、余仲林、孫頤谷、胡果泉、朱蘭坡、梁茝林、張仲雅、薛子韻、胡枕泉諸家書于文義有關者，并已參核。”駱鴻凱正是繼承了這一師門傳統。

　　在《文選》與《文心雕龍》相互關系的研究上，駱鴻凱堅持了黃侃對二書關系的認定及具體的對比方法，并推而廣之。黃侃在《文選平點敘》中開宗明義首言：“《文心》與《文選》‘笙磬同音’”，又曰：“讀《文選》者，必須于《文心雕龍》所說能信受奉行，持觀此書，乃有真解。”駱鴻凱也認為：“《雕龍》論文之言，又若為《文選》印證，笙磬同音。是豈不謀而合，抑嘗共討論，故宗旨如一耶？”（駱鴻凱《文選學》）綜觀《文選學》全書，特別注重結合《文心雕龍》的理論來研究《文選》。比如，駱氏揭示《文選》與《文心》在文體分類上的一致性，他在《文選學·體式第四》開篇即曰：“《文選》分體凡三十有八,七代文體,甄錄略備,而持校《文心》,篇目雖小有出入,大體實適相符合。”《文選學·讀選導言第九》之《導言三》中列表對照了二書的文體分類。黃侃更早就揭示了《文心》文體分類對《文選》的影響，在評《文選·京都上》時指出：“《文心雕龍》‘若夫京殿苑獵，述行敘志，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至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置情，因變取會’，據此，是賦之分類，昭明亦沿前貫耳。”（黃侃《文選平點》）駱氏無疑是繼承并發展了黃侃的思路。又如，駱氏將《文心》對作家作品的批評與《選》文相互印證。他在《文選學·讀選導言第九》之《導言七》中摘抄了《文心雕龍·才略》評文之言,附載于《文選》相關作家之名下,并作如下結語：“右列六代入《選》文家五十七人,約得蕭《選》所載之半,宋齊才士,世近易明,不復甄序。觀其品藻,字字珠璣。所舉篇章,亦大率載于《文選》。詳加研核,可以明《文選》諸家之優絀矣。”（駱鴻凱《文選學》）而黃侃在解評《文選》時就格外注意參借劉勰的相關評論。

　　毋庸諱言，黃侃《文選平點》形式上是隨文評點而非專題論著，內容上仍以傳統的文獻研究為主，尚缺乏研究的理論性、系統性和整體性，稱黃侃為“新選學的開山祖師”未免過譽。但綜上所述，黃著更早地有意識地從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文學研究相結合，并直接影響了駱鴻凱《文選學》的產生，從這個角度講，黃侃在20世紀《文選》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確實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堪稱現代“新選學”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