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廣濤（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6月5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一個論壇活動上再次就臺灣問題大放厥詞，重提“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聲稱要與臺灣及“有志”國家加強關系，使中國“放棄武力統一”。5月22日至24日，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本并參加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峰會期間，日本配合美國“積極表現”，對臺海局勢等涉華議題指手畫腳，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遏華政策的主要幫兇。

　　日本自詡“亞洲一員”，卻距離亞洲越來越遠。近一段時期以來，為實現軍事大國化的國家戰略以及應對周邊鄰國的所謂“安全威脅”，日本在強化自身防衛力量的同時，還進一步捆綁日美同盟，并發展同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的“準同盟”關系，其背后的政治意圖值得關注。

　　　以“外部威脅”為由謀求軍事大國化

　　日本軍事大國化的嘗試早已有之，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40年也是日本不斷追求軍事大國化的40年，在這期間雖然有過曲折和回擺，但整體的趨勢并沒有發生變化。安倍晉三在2012年第二次執政后，日本軍事大國化的步伐開始大幅邁進。例如，安倍政權在2013年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并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案”；2014年又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則”，原則上解禁了武器的對外出口；2015年則在巨大的爭議中通過“新安保法案”，據此日本可以有條件地行使集體自衛權。

　　2020年9月安倍辭職后，菅義偉和岸田文雄在繼承安全政策上的“安倍路線”的基礎上，還有一些突破性嘗試。其中代表性的體現是強化了多邊框架下的軍事安全合作，將域外大國拉到亞太地區，以此來實現牽制、圍堵中國的目標。日本是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最積極的倡議國，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所結成的“五眼聯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日本與澳大利亞、英國相繼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向著準同盟的方向邁出重要一步，而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國分別在非正式場合邀請日本加入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

　　制造“安全威脅”是日本強化軍事力量的重要借口，這一點在俄烏沖突發生以來越發突出。輿論調查顯示，俄烏沖突發生后，日本社會支持修改憲法的呼聲有所增強。5月2日《朝日新聞》的調查顯示，認為有必要修憲的比例達56%，較上一次調查增加了11個百分點。日本自民黨所主推的修憲議程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將自衛隊作為軍隊寫進憲法中，以此喚醒日本民眾的國防安全意識。此外，日本方面以來自中國、朝鮮的威脅為由，繼續在國內炒作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以及部署中導系統的討論。2022年年底日本將出臺新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屆時這些防范、牽制中國、朝鮮、俄羅斯的防衛政策或將有所體現。

　　日本謀求軍事大國化的另一個體現是繼續擴大防衛經費，配合美國做好軍事同盟的“延伸遏制”。岸田文雄在5月23日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上表示，日本未來五年的防衛經費將從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的1%提升至2%。2%是北約成員國的防衛經費標準，如此種種不免讓人懷疑北約模式“亞太化”的可能性，而日本則可能在這一潛在的同盟架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計劃參加6月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這將是北約峰會歷史上首次有亞洲國家的非成員國領導人參與。

　　以“日本有事”為由介入臺海問題

　　日本追求軍事大國化并非只是為了保衛日本領土這么簡單。殖民地情結和對海上安全通道的擔憂讓日本對臺海有著近乎強迫癥似的敏感。安倍晉三卸任首相之后，在涉及臺海的問題上多次大放厥詞，其中最受關注的則是其“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發言。2021年12月1日，安倍晉三在臺灣舉辦的一次線上研討會中首提“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說法。今年3月22日，安倍在與蔡英文的線上會談中再次重申“臺灣有事同時就是日本有事，也等于日美同盟有事”，日本協防美國軍事介入臺海問題的意圖可見一斑。

　　5月23日，拜登在美日領導人會談后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美國會為保護臺灣而介入軍事行動。盡管后來美國國務院對此做了澄清，但日本某些“親臺派”的政客卻如同打了興奮劑，要求日本政府在涉臺問題上給予臺灣更多的安全承諾。此外，更有像佐藤正久這種有自衛官經歷的國會議員呼吁日本正面回應美國的訴求，在外交和安全層面強化同臺灣當局的關系，對臺政策從模糊到清晰。

　　日本鼓吹“臺灣有事”的背后有著鮮明的邏輯訴求：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制造“中國威脅”，正當化其軍事大國化的訴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將臺海問題以“切香腸”的策略挑戰“一個中國”的紅線，最終為臺海和平以及兩岸統一制造障礙。近一段時期，日臺勾連密切頻繁，“切香腸”的頻率也有所增加。日本自民黨與臺灣民進黨建立了所謂政黨間“2+2”會晤機制，這成為日臺雙邊政策溝通的主要渠道。另據多家日媒報道，日本政府計劃今夏向“日臺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派遣防衛省官員，這亦是日本對臺政策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模糊歷史認識、推脫現實責任

　　與日本謀求軍事大國化相并行的是其修正主義色彩濃厚的歷史觀。否認侵略、美化戰爭、模糊歷史認識是部分日本右翼勢力的歷史觀，而政治家卻成了這些右翼勢力的代言人。安倍晉三在長達七年多的執政生涯中將其保守主義的歷史觀深度注入了日本社會。菅義偉、岸田文雄這兩位后繼領導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所能夠施展的空間十分有限。

　　岸田文雄作為2015年日韓慰安婦協議簽字儀式上的當事人，目前尚沒有看到日韓兩國化解慰安婦、強征勞工等問題的端倪。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悅雖有意改善日韓關系，但日本保守勢力提出“切割歷史”的要求也不是韓國國內社會所能接受的。類似的問題曾經或正在發生在日本同東亞其他鄰國之間，只要日本政府在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上采取模糊、否定的態度，歷史問題就如同一個定時炸彈，隨時隨地都可能讓日本同周邊國家關系陷入惡化的境地。

　　近一段時期，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問題備受國際社會關注，雖然二者無法做單純的類比，但從本質上來看與其美化侵略戰爭、否定戰爭責任的行為相似。縱觀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的政策制定過程可以發現，日本無視周邊國家的訴求和民眾的安全關切，以為有了美國的支持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是失信于周邊鄰國的表現。雖然尚無法全面研制核污水排放入海對海洋資源和生態的影響程度，但日本此舉對其國家形象、國際公信力的惡劣影響卻一目了然，這種方式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

　　5月25日，日本外務省公布了一項對東盟國家民意調查的結果。針對二十國集團中哪個國家（組織）是東盟國家現今及以后最重要的伙伴這個問題，回答中國的比例排名第一。而在三年前同樣的調查中，日本曾領先中國3個百分點位居第一。戰后的日本通過戰爭賠償、官方援助、貿易投資等方式長期深耕東南亞地區，如今東盟國家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伙伴，背后固然有中國對東盟外交的不懈努力，同時也側面表明東盟國家與日本的背離。由此可見，國家間的交流重在本著平等、共情的立場，而不是一方面標榜“亞洲一員”，另一方面卻制造“離心力”，距離亞洲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