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開啟中國文化史學的序幕，今年恰好120周年。北京師范大學張昭軍教授的新作《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與理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文化史學為核心范疇，對梁啟超以來中國文化史研究120年的歷史、學術成就及其理論方法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反思和討論。筆者讀后深受啟發，認為該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此，著重從學科建設角度談談其意義和價值。

　　一

　　中國文化史學起自何時？作者沿流探源，明確提出文化史學是史學近代轉型的產物，源自20世紀初由歐洲和日本傳入的文明史學。更重要的是作者進而指出，我國這方面的史學研究不是西方史學的復制，而是與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和時代環境相結合形成了自身的風格和特點，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了中國文化史學的發展。

　　該書系統梳理了“史界革命”以來中國文化史學興起、發展、沉寂、重興的歷史，將中國文化史學的學科化進程分為兩大連續的歷史時段。20世紀前50年，是第一大階段。20世紀初，梁啟超等發起“史界革命”，由此，中國人確立了比較明確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觀念。至2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和“整理國故”運動中，胡適、梁啟超等發表了系列論述歷史研究法的著作，探索如何研究文化史。五四運動以來，柳詒徵、陳登原、錢穆等，將文化史學的理論方法具體運用于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實踐，形成了中國文化史著述的第一個高峰。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是第二大階段，經歷了80年代的文化啟蒙、90年代的回歸傳統，再到當下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三大體系”的過程。該書將第一階段的文化史著作劃分為科學派、新人文派和史觀派，將第二階段的文化史格局概括為思想文化史為主干、學術文化史和社會文化史為主枝、新文化史為生力軍，從整體上較好地把握了中國文化史學的歷史內涵。

　　該書編撰花費15年時間。此前，雖有學者嘗試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歷程作鳥瞰回顧，但如此長時間地專注于研究這120年歷史進程的學者，并不多見。客觀地說，這部文化史學史著作，對我國的文化史研究做了很好的學術史總結。

　　　二

　　文化史學作為歷史學的一種類型，中外學界從史學理論層面的討論和反思不足。近二十年來，文化史研究出現了碎化、泛化等傾向，不能說與理論建設的乏力無關。該書以問題為導向，通過史學史的梳理和理論的思考，探尋中國文化史學的內涵、理路和風格，為中國文化史研究的發展探索路徑。作者十分重視通過史學史研究揭示和解答史學理論問題。在作者看來，史學史不只是過去的記錄，還是“歷史研究之眼”。借助它，我們辨識道路，認清方向，與前人對話，做史學反思。該書通過研究梁啟超的史學思想，辨析文明史、廣義文化史與文化專史之間的關系；通過研究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討論作為新史學形式的文化史與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如何實現結合；通過研究錢穆的《國史大綱》，揭示以文化為本位的文化通史的學術特點及其歷史價值……簡言之，從文化史研究的具體歷史出發，注重史學理論與實踐的互動，善于從史家的具體學術操作中提出并解決普遍關心的史學理論問題，構成了該書的一大特色。

　　論從史出，以文化史學的發展史為依據，該書致力于解答當下中國文化史研究面臨的困惑和問題，重點闡述了文化史學是什么、文化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中國文化史學的發展道路和未來方向。作者指出，傳統的文化史與新文化史具有內在一致性，均要求揭示歷史事實之間的復雜關系，并究明關系得以展開的背后因素，探求歷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學法則、意義和價值。作者根據史家對文化史的理解及其學術實踐，將目前的文化史研究取向概括為三，即“社會的文化史”“文化的社會史”和“文化的文化史”。作者強調，上述三種研究取向在文化史研究中互不可替代：確立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弄清文化事象的來龍去脈，研究文化事象的形成、發展和變化及其規律，是開展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它采用文化的視角，甚至將文化史作為一種歷史研究方法，既要重視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又要重視其獨具的方法，這是由文化史家的專業分工和職責所決定的。作者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具有一定普遍性，對于文化史研究者頗具啟發意義。

　　值得指出的，該書在史學理論層面的研究，并沒有局限于中國史本身，而是盡可能擴大視野，將中國文化史放在世界史學的背景下考量，參考了西方和日本的史學理論和文化史理論，注意運用比較研究，彰顯中國文化史學的特色和理路。

　　　三

　　正如該書“緒論”所示，其寫作動力源自作者在科研和教學中的困惑和疑問：文化史學是什么？研究文化史的意義和價值何在？中國的文化史學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對于這些關系到學科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多數文化史研究者都會有所思考，但卻少有人作專門性討論和深究。正是因為書中所提出的問題來自作者在一線教學研究中的切身體驗和感悟，故對問題的回答也往往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換言之，這本書的特點不在就理論談理論，而是腳踏實地，重在學以致用，服務具體的歷史研究實踐，追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就其大者而言，該書對于學科化進程的作用，至少有三點：其一，為中國文化史學科搭建一個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的框架，為從總體上認識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歷史和理論提供了重要參考。其二，對文化史學的研究對象、主題、理論方法和社會作用等所作的綜合性探討，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對于鞏固文化史的學科地位將會發揮重要作用。其三，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該書不僅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的文化史學“從哪里來”的問題，而且對認識其“到哪里去”多有啟示，無論對中國文化史學科建設還是具體的學術研究，均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