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 王笑妃

　　9月28日，國家文物局在京舉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布會。四個考古項目分別涉及直立人起源與發展、邊疆考古、都城考古、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考古等重大成果。

　　　湖北鄖陽學堂梁子遺址

　　為人類演化史再添關鍵證據

　　學堂梁子遺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型曠野遺址，因之前發現兩具大約100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頭骨（“鄖縣人”1號和2號）而聞名。兩具頭骨屬于直立人，被學術界命名為“鄖縣人”，實證中國百萬年人類演化史。

　　2021年以來，學堂梁子遺址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出土一具較為完整的古人類頭骨化石——“鄖縣人”3號頭骨化石。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介紹道，這具頭骨顴弓保存良好，未見明顯變形，表面有少量膠結物，顱型飽滿，眉弓明顯隆起，具有直立人類性狀。

　　在歐亞大陸古人類近200萬年演化歷程中，“鄖縣人”處于100萬年左右這一承上啟下的關鍵節點上。“鄖縣人”3號作為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完整的直立人頭骨化石，對探討直立人與智人之間的演化關系、直立人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起源與發展提供重要線索。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

　　500多枚封泥揭秘漢代益州郡

　　河泊所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是一處周代至秦漢時期的大型遺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正雄介紹，2021年以來，河泊所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揭露了主體為兩漢時期的堆積，發現灰坑、建筑基槽、水井、河道等重要遺跡，出土兩千多件文物，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500多枚官印、私印的封泥及簡牘。

　　封泥是印章按于泥上作為實物和木制牘函封緘的憑證，是一種古代的保密措施。目前已發現西漢益州郡下轄24個縣中18個縣的長官封泥，如“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勞丞印”等。劉正雄說：“這些封泥大部分發現于發掘區北部河道的廢棄填土堆積中，因而推測這里可能是當時文書、封泥集中銷毀的場所。”封泥、簡牘等文書資料的發現，對研究兩漢時期云南邊疆治理及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的歷史進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河南開封州橋遺址

　　壁畫印證《東京夢華錄》

　　州橋位于今河南省開封市中山路與自由路交叉路口南50米，是北宋東京城御街與大運河（汴河段）交叉點上的標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至明末崇禎十五年被黃河洪水灌城后的泥沙淤埋。

　　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三營介紹，本次對大運河河道進行發掘，遺物大多是瓷器，在河道底部還發現宋代的照明船燈，上面記載了最早的消防提示語：“慎火亭水”，告訴人們要謹慎用火，并用缸、池等貯水以備滅火。

　　宋代州橋現已不存，但考古發現了在現存明代州橋的橋東保存有宋代堤岸石壁。石壁兩側對稱，雕鐫有海馬、仙鶴、飛云等祥瑞圖案，推測共有4組圖案，長度約為30米，紋飾通高約3.3米，構成巨幅長卷，這和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的描述相符。作為目前國內發現的北宋時期體量最大的石刻壁畫，它從規模、題材、風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時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規格和雕刻技術的最高水平，是宋代《營造法式》中“石作制度”最好的物證。

　　王三營說，經考古得知，州橋橋體中心寬30米，加上兩側將近百米，和史料記載的御街“寬二百步”相吻合，規模宏大的州橋和精美的石壁再現東京城繁榮的宏大歷史場景。

　　　浙江溫州古港遺址

　　重現海絲上千年商港的繁華

　　古港遺址位于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地處溫州古城北大門“朔門”之外，南靠古城，北鄰甌江，年代從北宋延續至民國時期，主體為宋元時期遺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介紹，考古發現了碼頭、道路和古城水、陸城門建筑等遺跡，展現溫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體的完整體系。

　　遺址中年代最早的遺跡為北宋時期的石砌江堤和斜坡順岸式碼頭，江堤與碼頭邊界清晰，共同勾勒出北宋時期水門頭西側甌江江岸的范圍。南宋晚期以后，原北宋江岸一帶淤積成陸，甌江岸線逐步北移，陸續發現的元明清時期的堤壩等水利設施，見證了這段岸線變遷史。

　　長達380米的江岸碼頭群中，發現6座南宋時期木石混筑的長方形突堤式碼頭。兩艘結構較為清晰的沉船引人注目，北宋沉船尚未全面揭露，南宋沉船應為一艘長達20米的福船，目前已整體打包提取，進入室內清理、脫水加固階段。

　　遺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瓷器殘片，宋元時期的龍泉窯器占到90%以上，還有甌窯褐彩瓷、建窯系黑釉瓷等，多沒有使用痕跡，當為貿易損耗廢棄所致。方向明表示，從中可以想象當年“天下龍泉”的盛世場景，數以十噸計的龍泉青瓷產品，從溫州入海，走向世界。

　　溫州古港遺址中發現的碼頭、沉船、外銷瓷器殘片，重現了溫州千年商港的盛況，實證了溫州港是宋元以來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生動再現了宋元時期溫州“城腳千家具舟楫，江心雙塔壓濤波”的真實景象，是近年來我國海洋考古、城市考古取得的重大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