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揚

　　當我們回溯源遠流長的中華歷史，聯想到海德格爾關于“此在”的偉大哲學時，不免會興嘆任何文化的留存和發展都包含著神秘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試想，如果沒有塵封地下、千百年來安然無恙的古老陪葬品，沒有在朝代更替、戰火兵燹中僥幸留存的典籍字畫，又或是沒有那些口口相傳、手手相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是否還能像今時今日一樣，跟上先人的腳步，重返古代的日常？然而，就算已經幸運地面對了大浪淘沙的古代文明，其背后的文化符號、蘊含的文化精神，很多又如陽春白雪，讓人望而卻步。于是，就有了近年來炙手可熱的“名家小書”，專業出身的文化學者用“以小見大”的方式，將早已遠去的古老物件、日常習性、生活場景條分縷析，重新映照在現實當下之中和普通讀者身邊。

　　“小事物”里的知識鏈

　　侯印國教授的《過日子：中國古人日常生活彩繪圖志》（以下簡稱《過日子》）是一部典型的圖文書。所謂“圖”，都是海外收藏或者出版的珍貴外銷畫圖片，包含了衣、食、住、行、樂五個方面的百余個子項；所謂“文”，則大多都是對應圖片的注解說明、考據論證，既有科學嚴謹的就物論物，也有引人入勝的延伸拓展。正如趙冬梅教授在《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以下簡稱《人間煙火》）的序言中所說：“傳統歷史記載中，如果沒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見的。”而外銷畫的機緣巧合，正是把那些與大歷史關聯甚微的日常，頗有價值也頗為僥幸地留存了下來。

　　以《過日子》里的“服飾二十五圖”為例，收錄其中的官服著裝者圖畫只有寥寥一張，而其他20余幅不僅刻畫了更夫、鞋匠、理發師、釀酒工、花卉商販等普通勞動者，也記錄了弄蛇丐、捕蛙人、化緣者這些社會地位相對更低的群體。侯印國承接著古代注疏的客觀中立精神，在外銷畫的所配文字中，幾乎沒有個人態度的明顯流露，更多還是歷史的溯源和知識的普及。比如“鞋匠”的配文，就詳細介紹了古代極為細化的鞋匠門類分工；在“釀酒工”的說明中，則概述了古代記載釀酒技術的主要書籍；而解讀“盆景花卉商販”時，還延伸介紹了唐章懷太子墓中的盆景壁畫和古代盆景藝術的鼎盛時期。《過日子》中的注釋援引，除了正史典籍和法令條例外，還有大量的野史稗史、紀實小說、文人筆記、民間故事。比如在“捕蛙人”中，就生動記載了一位歐洲旅行者在士紳召集的盛宴上遭遇狗肉的有趣情境，看后讓人忍俊不禁；而“弄蛇丐”也引用了《太平廣記》記載的一位毛姓養蛇人的人生經歷，雖簡單幾筆，但不無辛酸。

　　《過日子》采用的是“圖配文式”的體例，圖片重現情境、主導文字，視覺上直觀鮮明，卻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文字闡述的疆域。相比之下，郗文倩教授的《食色里的傳統》和趙冬梅教授的《人間煙火》，則更加注重系統性的論述和全知性的講解，但也沒有像明朝后期的《長物志》《瓶花譜》那樣，過于強調體例規整和結構嚴密，行文上則顯得寬松自由。

　　同樣以“服飾”為例，在《人間煙火》里，作者時常把此類知識型著作很少現身的“我”引入文中，無論是東北地區曾經流行的“小貂”還是一度被都市男女引為潮流的喇叭褲、蛤蟆鏡，甚至就連“有一種冷叫作你媽覺得你冷”這樣的網絡流行語，都可以借助“我”的經歷，信手拈來作為由頭索引，不經意間就增強了代入感，拉近了讀者距離。而《食色里的傳統》的論證則更擅長突破單一的古代典籍，在現代作家的著述中尋覓到蛛絲馬跡，在講到古代服飾的配色時，郗文倩就連張愛玲筆下關于壯烈和悲壯這樣看似毫不相關的論述，都能轉化其中。

　　“小傳統”里的哲學觀

　　700多年前，明代哲學家王艮就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題，他認為，任何宏大深遠的圣人之道，都無一不蘊含在樸素日常的百姓生活之中；梁啟超也曾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匹夫匹婦”的“日常飲食之活動”，對于“一社會一時代之共同心理、共同習慣”的形成，極具重要意義。無論是《過日子》還是《人間煙火》《食色里的傳統》，在普及古人衣食住行樂等生活常識的同時，更重要的還是將其浸潤其中“最尋常的人性、最樸素的情感”，以及中國千百年來厚積沉淀的哲學精神挖掘和展示出來，讓讀者在認知上實現知其表也知其里、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有機統一。

　　早在《道德經》中，老子就提出了“治大國如烹小鮮”的觀點，《呂氏春秋》也記錄了關于“五味調和”的說法，這說明早在2000多年前，先哲們就已經把飲食的學問和治國的哲學緊密關聯在了一起。《過日子》《人間煙火》《食色里的傳統》三本書，都沒有把飲食的范疇狹隘在食物本身，而是各有側重地延展到了飲食的器具、歷史、禮儀等方面，在細微之處洞察著隱匿其中的人生哲學和古人智慧。比如，《過日子》就重點介紹了32種形態各異的爐灶，在談及風箱爐時，不僅講到早期的風箱就是墨子筆下的“橐”，還引用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的名言，闡明了老子由風箱衍生而出的無為而治的觀點；《人間煙火》以時間為軸線縱覽了中國幾千年來的饑餓史、飲食發展史，在介紹《齊民要術》時，趙冬梅特意拎出賈思勰在《齊民要術》里對“樹”的論述和司馬光在《釋迂》中的相關文字進行比較，她認為賈思勰“看到的是實打實的樹”，是現實層面的“見樹是樹”，而司馬光“透過樹木看到的是道理”，是精神層面的“見樹不是樹”，頗具禪宗意味；而相對前兩本書，《食色里的傳統》里對于哲學精神的探究還要更深一些，在郗文倩看來，商代尹伊在烹飪方面提出的“合度”的追求就頗具中庸之道，古人對飲食之味的精微考究“看似屬于吃之小道，卻能蠡測文化大道”，餐桌禮儀中座次安排的“里”就是“禮”，削去棱角的大圓桌所倡導的正是消除席位尊卑、推崇平等溝通。

　　有趣的是，《人間煙火》和《食色里的傳統》都介紹了古人餐飲方式的演變：從漢代到唐中期，宴席主要是分食制；而在唐后期就已經變成強調共享精神和尊重各取所需的圍坐合食。“分食制”這種早在中國1300多年前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飲食方式，卻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今日一人一份、獨享盤中食的西餐，這既印證了《食色里的傳統》序言里提到的“對比中外文化，大概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的祖先那樣，在飲食生活中產生諸多創造和深刻的理解”，更讓人不得不信服于在歷史的流轉更替中，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特殊先進性和優越性。

　　“小解讀”里的人文情

　　“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在郗文倩的《食色里的傳統》和趙冬梅的《人間煙火》里，但凡對古代日常生活的解讀，多少都附帶著作者本人的態度，而侯印國的《過日子》雖然沒有過強的個人感情流露，但對例證和引文的選擇，又何嘗不是體現著作者的立場和判斷。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述三本書都不約而同地記錄了“纏足之習”。在侯印國的《過日子》里，即便可供作者表態的空間很小，但仍然留有“惡習”“摧殘女性的病態美”這樣極具主觀情緒的字眼；在《人間煙火》里，趙冬梅調侃明末清初戲劇家李漁“是一個誠實的享樂主義者”，批評他“把‘金蓮’當玩具細細把玩、津津樂道”；而在《食色里的傳統》里，郗文倩雖然也對李漁嗜好小腳持否定態度，但卻提出了另外一種觀點，她認為李漁迷戀的并非纏足本身，而是女子纏足后仍然保持的靈活度，并稱“李漁這些想法，無疑是相對自然主義的審美觀念，對當時文人的畸形偏好不失為一種矯正”。趙冬梅和郗文倩對李漁的看法可謂完全相左，具有不同知識結構、人生履歷的人，看待同一事件的觀點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也正因為此，當我們把《過日子》《人間煙火》《食色里的傳統》放置在一起閱讀時，所尋求的雖然也是知識上的互補，但更多還應該是觀念上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對讀者思辨意識的喚醒和啟迪。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不僅被公認為是一幅“民俗風情畫”，也被看作是“盛世危言圖”一樣，在《過日子》《人間煙火》《食色里的傳統》這三本書中，同樣貫穿著一根“主線”，那就是一切看似日常的生活，實則都潛伏著時代的裂變，蘊含著新的歷史因素。比如三本書中都講到清朝入關時提出纏足禁令，盡管聲勢浩大，但卻收效甚微，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大搞文化否定，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又比如《食色里的傳統》提到，袁世凱雷厲風行實行強制剪發，但因其蔑視個人權利和生命，便注定帶來血雨腥風，所謂“革命”也以失敗收場。

　　評論家吳亮在《夭折的記憶》里寫道：“渺小日常才是生活真諦。”《過日子》《人間煙火》《食色里的傳統》為我們開辟了一條認識上的新通道，透過古代細微樸素的日常，我們得以在千百年之后領悟到古今之間的必然貫通，找尋到平淡無奇中的特殊意義。（易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