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近日，意大利女宇航員薩曼薩·克里斯托雷蒂在社交媒體上引用了《蘭亭集序》（又稱《蘭亭序》）中的這句話，表達在國際空間站上看到北京市和周邊地區時的心情，引起網友熱議，還得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點贊。

　　克里斯托雷蒂的中文好，且請教了漢學家，很多不練書法的中國網友可能都不知這句話，它是否出自王羲之，還有爭議。

　　首先，《蘭亭集序》不僅是“天下第一行書”，還是散文佳作，被贊為“六朝文章靡陋，獨王逸少（即王羲之）高古超妙”，《昭明文選》卻不錄此文，令人難解。

　　其次，在史書中，《蘭亭集序》有三個文本，即《藝文類聚》、《世說新語》劉注引《臨河敘》和《晉書》。

　　《藝文類聚》最早，僅125字；

　　《世說新語》只有153字，無克里斯托雷蒂所引的句子；

　　《晉書》最晚（唐代編成），多達325字。

　　那么，前兩個文本是摘錄版嗎？為什么后出的《世說新語》中要去掉“仰觀宇宙之大”這句？且此句后文字凌亂、不知所云。清代學者李文田最早提出質疑，認為《蘭亭集序》的文本是唐人偽造，摘句而成，書法作品更是“文尚難信，何有于字”。

　　1965年，郭沫若先生在《文物》雜志上發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重提此事，引起“蘭亭真偽大討論”。在今天，大多數學者傾向于蘭亭非偽作，克里斯托雷蒂的引用是準確的。

　　父親是“逃跑將軍”

　　王羲之被后人尊為“書圣”，早年不以書法名世，50歲后才至巔峰。

　　王羲之的曾祖是王覽，與哥哥（同父異母）王祥助司馬氏篡位有功，官居一品，被視為西晉開國元勛。西晉末，王羲之的父親王曠任淮南太守，是最早提議“衣冠南渡”的人，在王羲之族伯王導、王敦幫助下，司馬氏建立東晉，司馬睿登基時，邀王導同坐，尊其為仲父，時人稱“王與馬，共天下”，瑯琊王氏成江左第一大族。

　　王羲之7歲時，父親王曠兵敗失蹤，11歲起，王羲之寄人籬下，在族伯王導家生活12年，直到23歲出仕。王曠此前任丹陽太守時也曾臨陣脫逃，《晉書》幾乎不提王曠，應是史家為尊者（王氏）隱。

　　在王導家期間，王羲之遇王敦叛亂。

　　據《世說新語》，王羲之不足10歲時，常睡在王敦帳中，一次王敦與錢鳳商量造反，王羲之在床上聽到，自知難有活路，故意垂涎滿臉，沾濕枕頭。王錢二人突然想起王羲之，大驚說：“必須除掉他。”看王羲之未醒，且口涎縱橫，遂不疑，王羲之死里逃生。

　　此說應屬傳言，《晉書》《資治通鑒》均記為王允之，他是王羲之的堂兄，一般認為，二人均生于303年。王敦兩次叛亂，一次在322年正月，一次在324年六月，不論哪次，王羲之與王允之的年齡都超10歲，與《世說新語》的記錄不同。也許王敦早就謀叛，也許如學者楊廟平所疑，王羲之生于313年。

　　王敦舉兵反晉后，王導帶王羲之等合族20余人，每天早晨到皇宮待罪，這給王羲之帶來很大影響，此后一直“不樂在京師”。

　　平生只當地方官

　　王羲之幼年木訥，13歲拜訪名士周顗，周顗曾任仆射（相當于副宰相），嗜酒，人稱“三日仆射”。周顗“察而異之”，恰好大餐烤牛心被端上來，坐客未動，周顗先割一塊給王羲之。

　　晉選官用九品中正制，即各郡推選有聲望者為“中正”，負責考評當地士人，分為九等，推薦任官，漸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名士之間互相揄揚。周顗與王敦素不睦，而王羲之又深得王敦喜愛。厚待王羲之，應是和好姿態，但王敦叛亂時，還是殺了周顗。

　　王敦很看重王羲之，曾說：“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主簿指阮裕，著名詩人阮籍的族弟，曾任王敦的主簿（主官屬下掌管文書的佐吏），被稱為才子。阮裕將王羲之、王應、王悅稱為“王氏三少”。

　　王家子弟皆善書，王羲之的族叔王廙、姨母衛夫人都是書法家，可能對王羲之產生過影響。

　　23歲時，王羲之出任秘書郎，據學者鄭麗玲在《王羲之及東晉文士生活研究》鉤沉，該職掌管皇家圖書，只為照顧世家子弟初選官而設，一般上任10多天即可升職。10多天后，王羲之轉任會稽王友。王友即王府屬官，是王爺的幕僚。此后，王羲之又擔任過臨川太守（在今江西省臨川縣西）、吳興太守（今屬浙江省湖州市）、征西參軍及長史（在武昌，長史相當于秘書長）、江州刺史（轄境為江西大部）等。

　　王羲之不當京官，他曾寫信說：“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納）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

　　遇上不喜歡的人當上司

　　離任江州刺史后，王羲之在家賦閑多年，朝廷讓他出任侍中（魏晉時是重臣的加官，三品，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當過侍中）、吏部尚書等，均遭拒絕，他表示：“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

　　巴蜀是東晉人向往的異域，王羲之給好友、益州刺史周撫寫信問：“彼（指巴蜀）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

　　王羲之想去巴蜀，但“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可小兒完婚后，王羲之已無法長途旅行。

　　在官場的最后7年，王羲之任會稽（轄今紹興市和寧波市一帶）內史（相當于郡太守，正三品，俸祿為中二千石），蘭亭集會即在此階段。

　　蘭亭集會共42人，王家7人，謝家2人（另有5人姓王謝，非豪門），王羲之邀請了當時正歸隱的謝安、謝萬參加。王敦叛亂后，王家漸被皇帝疏遠，謝家上位。謝家根基本淺，謝尚兄弟在豫州屯駐10年，始有威望。謝安出山后，因“淝水之戰”一戰成名，漸取代王家。

　　蘭亭雅集2年后，王述任揚州刺史，成王羲之的頂頭上司。王述少年成名，與王羲之齊名，王羲之看不上他。

　　王述本是會稽內史，母喪丁憂，王羲之接任后，只吊唁過王母一次，每次聽到王羲之出行號角聲，王述都以為又來吊唁，“灑掃而待之”，可王羲之再沒來過。

　　王述上位后，利用檢查工作之機刁難王羲之，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立重誓，再不入朝當官。王羲之死后，朝廷追贈他為金紫光祿大夫，也被其子女謝絕。

　　清人為何懷疑王羲之

　　王羲之推崇諸葛亮，他曾比較荀彧與諸葛亮，認為后者格局更大，即“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于數代。”王羲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卻未能成功，書法只是業余愛好，意外名垂千古。

　　王羲之被抬為“書圣”，源于唐太宗建構。一方面，王羲之的字確實好；另一方面，李世民想借此籠絡江南士族。唐人推重《蘭亭集序》，敦煌亦見殘片，應是當地人學書的遺跡，可見王羲之的書法影響之大，是當時人學書的尺度。

　　清代碑學興起，認為傳統書法一味臨帖，呆板無生氣。帖學強調中鋒用筆，碑學則認為輔毫才是古法，應舍帖而求碑。清人開始質疑王羲之，阮元便認為：“唐太宗所得《蘭亭序》，恐是梁、陳時人所書。”

　　基于這一觀念，李文田提出，古稱右軍（王羲之字）“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梁武帝在《書評》中也稱“王右軍書，字勢雄強”，但今天所見《蘭亭集序》的風格卻是飄逸、空靈。李文田說：“如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相近而后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

　　不過，評價書法有主觀性，不能作為真偽的依據。

　　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亦善書，卻有不少人不喜歡，比如謝安。他主持朝政后，提攜了王獻之，可他看不起王獻之的字，竟“得子敬（即王獻之）書，有時裂為校紙（草稿紙）。”

　　唐人喜王羲之，可韓愈在《石鼓歌》中卻說：“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否定理由都不成立

　　李文田否定《蘭亭集序》，還有兩大理由：

　　其一，王羲之是儒家，可《蘭亭集序》中卻傾向道教，“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

　　其二，從“向之所欣”到“悲夫”文意不通，施蟄存在《批〈蘭亭序〉》中稱“七拼八湊，語無倫次，不知所云”。

　　第一個理由不成立，因《晉書》記“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司馬懿也信五斗米道，任命道士當將軍，還讓巫師選擇作戰時間。東晉皇室多崇道，晉哀帝“雅好黃老，斷谷（不吃飯），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

　　王羲之服食，還抄《道德經》《黃庭經》，他寫道：“服食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陳寅恪提出，王羲之愛鵝，或為解服食之毒，唐代孟詵在《食療本草》中稱鵝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亂。與服丹石人相宜”。

　　王羲之就算要用鵝肉解毒，也可讓仆人養，不必親自動手。宋代陳師道則認為：“逸少（王羲之）非好鵝，效其腕頸耳。”即執筆方法學鵝，其實《晉書》寫得很明白，“（王羲之）性愛鵝”，不必過度解讀。

　　第二個理由也不成立，魏晉政治環境險惡，文人動輒得咎，文章大多模棱兩可、不知所云，常以山水之樂襯托死生之悲，蘇東坡在《赤壁賦》中也寫道：“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王羲之辭官，既有青年時的心理陰影的因素，也有出世理想、與上司不睦的因素，更有“嘉言忠謀，棄之莫用”的因素，他感慨“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也飽含了“入世不成”的悲憤。

　　要質疑 也要體會

　　至于《昭明文選》不錄《蘭亭集序》，學者梁曉東指出：

　　首先，當時文章強調“不復犯”，即用了一個字，就盡可能不再用，可《蘭亭集序》用“之”多達20處，不符合“字有同處，創為別體”的要求。

　　其次，宋代人猜測，文中“天朗氣清”等句似有語病，蘭亭雅集在春天，秋天才有“天朗氣清”之說，王阮認為是“晉政不綱，春行秋令”，暗含挖苦。清代金圣嘆寫詩稱：“少年太子無傷感，卻把奇文一筆勾。”

　　其三，《蘭亭集序》有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意味，《昭明文選》強調“內學”，可能認為它“格調不高”。

　　郭沫若、施蟄存等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證據，1972年，郭沫若說：“這個問題（指《蘭亭集序》真偽問題），七八年前曾經熱烈地討論過，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但今天看來，問題顯然還沒解決。

　　唐人張彥遠《法書要錄》著錄《右軍書記》一卷，收465帖，流傳至今的墨跡30多帖、刻帖260多帖，但墨跡都是后人摹本，真跡無一幸存。

　　真跡應與摹本有較大不同，以《蘭亭集序》為例，唐代摹本用羊毫寫成，而原稿用鼠須筆，傳說是集老鼠胡子而成，或是狼毫（黃鼠狼俗稱栗鼠），或是兔毫（兔的別名是鼠），也不排除是羊毫中加入少量老鼠胡子，用這種筆寫會如何，已不可知。歷史永遠有殘缺，從學術角度看，真偽之辨是必要的；從欣賞角度看，善于體會其中的美更重要。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頗見達觀、驚喜和圓融，克里斯托雷蒂能品出滋味，真是了不起。（黃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