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于支持生育的相關政策持續引發關注，從四川取消對生育登記相關限制條件，到近期多地發布增設育兒假、延長產假、發放生育津貼等消息。記者梳理多條信息發現，各地這些支持性政策從二孩時代就開始推出，三孩時代更加密集。

　　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增長迎來重大轉折。2022年末，全國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出現近61年來的首次負增長。

　　“從人口發展規律和預測結果來看，人口負增長一旦開始，將持續較長時期。”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說。

　　人口負增長之后，目前各地出臺的支持生育政策多久可以發揮作用？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楊菊華表示，政策不是立竿見影的，短期來看，生育支持政策可能主要對想生但不敢生的人起作用，而對基本沒有生育意愿的人，效果不會太大。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支持政策，好的政策有助于營造好的育兒氛圍，可能會提振人們的生育意愿。”楊菊華說。

　　托育機構或迎來新的發展期

　　1月30日，盼了近兩個月，90后李彥兮終于盼來了兩歲女兒糖糖所在的托班復課。

　　李彥兮坦言自己不愿意成為那種為了孩子而失去自己生活的媽媽，她的心態其實是眾多年輕人的心聲。與此同時，養育孩子越來越精細成為社會趨勢。當追求自我的年輕人遇到需要精心呵護的幼兒時，帶孩子的生活就更辛苦了。

　　幸運的是，李彥兮在家附近為孩子找了一個托班。雖然托班每個月5000多元的費用讓李彥兮有些心疼，但是相比能換來的生活的喘息，她覺得這筆錢還是應該花。

　　除了像李彥兮這樣的全職媽媽，還有眾多職場女性也需要托班，好讓自己順利回歸工作崗位。

　　楊菊華表示，托育服務體系建設是生育支持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眾多歐美國家的經驗表明，它是所有支持政策中對生育提振作用最大的一項。2022年8月17日，國家衛健委召開的相關主題發布會通報，國內調查顯示，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

　　2019年以來，國家衛健委會同有關部門先后制訂印發了托育機構設置標準、管理規范、登記和備案辦法等，促進托育機構規范起步，行業健康發展。“但遺憾的是，在剛剛起步階段，就遭遇了新冠疫情，這確實對托育機構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楊菊華說。

　　2021年年末，我國每千人口的托位數僅為2.03個。按照規劃，2025年，我國將達到每千人口4.5個托位數。

　　宋健表示，每千人口4.5個托位數是國家的基本要求，屬于平均指標。各地可根據實際情況測算家庭需求，不僅要達到基本要求，更要以滿足家庭需求為目標。

　　2022年5月，福建發布了相關政策，新建城區和新建住宅區應當按照每千人不少于10個托位規劃建設托育服務設施，老城區和已建成住宅區無托育服務設施或者現有設施未達到標準的，應當通過購置、置換、租賃等方式，按照每千人不少于6個托位建設托育服務設施。同年8月，浙江發布文件要求，新建社區按照每千人10個以上托位的標準配置托育服務設施，未滿足托位標準配置的待建、在建和已建成社區要通過改建、購置、置換、租賃等方式加快增配。

　　“3年疫情期間，托育行業與很多其他行業一樣遭到沖擊，隨著疫情調控措施的完善，托育行業將會迎來發展的加速期。”宋健說。

　　并不是錢發得越多、假放得越長就越好

　　記者梳理各地的生育支持政策時發現，增設育兒假、延長產假是常見措施，有的地方還會直接發津貼。宋健表示，如果說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建構主要是提供生育的服務支持，假期延長和津貼發放則是提供生育的時間和經濟支持，對提振生育信心同樣重要。

　　宋健強調，產假、育兒假、生育津貼等這些措施要避免地區間的攀比。并非錢發得越多、假期時間越長，效果就一定越好，太多的假期會削弱女性在職場的競爭力，也不利于企業的理解和認同，在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下，企業的成本付出畢竟是有限度的。

　　所以，宋健建議，增加假期的同時還需要明確成本分擔機制，為企業提供適當的稅費減免，以避免對女性的歧視。

　　對于一些省市發放生育津貼的政策，宋健分析說：“津貼發放額度在不同地區、對不同人群的效果并不相同，發多了政府承擔不起，更遑論可持續性；發少了對家庭沒有實質性幫助。所以津貼怎么發、發多少、發給誰，需要在配套支持措施實踐中因地制宜制定細則，以取得效益最大化。”

　　產假、育兒假和生育津貼相關政策的執行體現了生育支持政策制定、落實過程中的復雜性。安徽規定，子女6周歲以前，每年給予夫妻各10天育兒假。該規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而在安徽某家私企工作的王莉，雖然在2022年休滿了10天育兒假，“但今年同事請育兒假時，公司說沒有，而且以后可能都沒有了”。事實上，王莉身邊很多朋友都沒有享受到育兒假，“雖然有政策，但還是得看企業具體的情況，感覺很多私企都沒有育兒假”。

　　楊菊華表示，中國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才剛剛起步，政策落地也還需要時日。無論如何，任何一項單獨的政策或政策之間相互矛盾，都難以對提振生育水平起到明顯的效用，只有全程性、全局性、協同性的政策，才可能對生育意愿和水平提到提振作用。

　　（應采訪對象要求，李彥兮、王莉和王易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昶榮 見習記者 譚雅麗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