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昨日文：韓建業：“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點擊標題閱讀全文)

　　在上一篇中，韓建業教授指出，“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或“早期中國文化圈”萌芽于8000年前裴李崗文化時期，正式形成于6000前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廟底溝時代。這與人們所熟知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有何關系？“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對中華文明有何影響？

　　記者：人們常說中華文明五千年，您提出的“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起源于8000年前，正式形成于6000年前，這與“中華文明五千年”的關系是什么？

　　韓建業：現在所說“文明”多數情況下都是西方civilization這個詞的翻譯，一般認為“文明”跟國家產生有關系。但在《周易》《尚書》等書中，“文明”是指在道德修養、禮儀制度方面達到一定高度后的狀態。我認為“文明”是指高度發達、長期延續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綜合實體，“文明”不能等同于國家，但進入國家階段才可以稱之為文明社會。

　　以前學界曾將文字、青銅器和城市作為文明社會的三項標準，還有其他標準，都難以適合全世界的情況。恩格斯認為國家的標志有兩個，一個是按地區劃分國民，一個是出現公共權力。我認為，對“文明”概念和標準的理解應該兼顧中西傳統，簡單套用容易水土不服，完全另起爐灶就會變成自說自話。

　　國家社會的特征之一是公共權力或者王權的出現，是社會復雜化的結果，建立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之上。距今6000年左右是“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的形成時期，也是中國社會復雜化趨勢加劇并向早期國家邁進的一個關鍵階段。這時山西、河南、陜西三省交界處廟底溝核心區的聚落增加了三四倍。

　　以前的聚落是幾萬平方米，廟底溝時代出現了幾十萬、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房屋建筑以前多是幾十平方米，廟底溝時代出現了200—500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還出現很高級的墓葬。安徽凌家灘遺址距今5500年左右的墓葬出土了200件非常精美的玉器，奢華程度令人驚嘆，在當時的全世界范圍內也是首屈一指的。

　　到大約距今5100年以后，就出現了一些早期國家或“古國”，或者說出現了多個區域文明，中華文明正式形成，進入“古國文明”階段，和西亞文明、埃及文明幾乎是同時的。

　　這時期最明確的古國或區域文明，是長江下游的良渚古國和黃土高原的隴山古國，良渚古國以良渚古城為核心，隴山古國以南佐都邑為核心，兩個都邑聚落面積都在600萬平方米以上，都有大型宮殿建筑和水利工程。尤其我正在主持發掘的甘肅慶陽南佐遺址，發現了一座數千平方米的中軸對稱的宮城，稱得上是最早的“紫禁城”，是王權和國家出現的集中體現。

　　到了距今4100年以后，各個古國被整合統一，出現了真正的“天下王權”，形成一個以中原為核心的更大的政治共同體，這就是初步“大一統”的夏朝，中華文明進入了比較成熟的“王國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以后進入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朝晚期，之后為二里崗文化代表的早商和殷墟文化代表的晚商時期。夏商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文化交融聯系成更大范圍的四個層次的文化共同體。

　　說到“王”或“王權”，我得解釋一下。中國上古時期的“王”，跟西方人說的“king”不是一回事。“king”就是一個地方的或城邦的首領，中國上古時期說的“王”是指“天下”之主，“王天下”才叫“王”，所以才《詩經》中才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在把“king”翻譯成“王”，容易造成誤解。

　　通過前面對“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的考古學梳理，大家就會發現，“中國”絕不是某些人宣稱的“想象的共同體”，她有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搞清楚了這個過程，就能明白“中國”是從何而來了。

　　記者：您把“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的起源、形成、發展的脈絡梳理得非常清晰。那么，“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韓建業：中國的地理環境相對獨立、廣大多樣，這是中國史前文化能夠形成的根本原因，當然也就是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形成的根本原因。古人心目中一天一地，天人合一，有共同祖先，古人把“敬天法祖”作為他們最神圣的信仰，這種宇宙觀是推動文化上早期中國一體化進程的強大精神力量。

　　但是為什么早期文化圈的起源和形成都是以黃河中游地區為核心呢？黃河中游地區氣候、地貌和土壤條件等都比較適中，黃土高原地勢高亢，氣候的變化對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不會造成毀滅性影響，不像特別靠北的地方氣候變得太冷就沒法生存，長江淮河流域水太多的時候容易發生水災。

　　不過黃河中游的旱作農業雖然很穩定，但主要是靠天吃飯，很多情況下也就是勉強解決溫飽，不像長江流域的魚米之鄉那樣富裕，北方人群的侵擾還會對它造成一定壓力，這樣的地方容易產生憂患意識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品格，反而使文化更易于連續發展。還有就是黃河中游地區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中國主體區的中心，易海納百川，也易輻射四方。中華民族的先祖伏羲、女媧、炎帝、黃帝等可能就誕生在黃河中游地區。

　　記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具有多方面的豐富內涵，這對后世的中華文明產生了哪些影響？

　　韓建業：“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或者說“早期中國文化圈”，指的是一個大的文化共同體，它是后世文化上中國的前身，是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礎，也是現代中國的史前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沒有出現過很大的波動，這與政治意義上的中國不一樣。比如秦漢時期政治上“大一統”，魏晉南北朝政治上分裂，但整個中國文化還是統一的，文化上的中國是穩定發展的。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是文化上一直是統一共同體。

　　所以我才強調文化上的中國是政治上中國分裂的時候向往統一、統一的時候維護統一的重要基礎。即使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會自然而然地接受這種文化觀念。

　　“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還產生了有別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一些精神文化特質。包括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敬天法祖”信仰，整體思維、天人合一、以農為本、穩定內斂、誠信仁愛、自強不息、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這些精神文化特質成為我們中華文明的靈魂，貫穿到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受訪者簡介：

　　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八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新石器商周考古學、中國上古史、環境考古與人地關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較等。正在主持甘肅慶陽南佐遺址的發掘工作。

　　監制 | 楊新華

　　統籌 | 劉佳 康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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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 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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