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鐘君（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人民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院長〔主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愛國主義和斗爭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出：“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只要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發(fā)出排山倒海的歷史偉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xiàn)的，必須勇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愛國主義和斗爭精神的高度結合，都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堅決戰(zhàn)勝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zhàn)，書寫了壯美的歷史篇章。作為中華民族近代歷史上的光輝一頁，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壯舉，可謂愛國主義與斗爭精神高度結合的典范樣本。加強左宗棠收復新疆的研究與宣傳，對于在新時代新征程大力弘揚愛國主義，大力發(fā)揚斗爭精神，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深沉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具體的、現(xiàn)實的，并且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內涵與表現(xiàn)。近代歷史上愛國主義的核心要義，就是要徹底擺脫外國列強的侵略凌辱，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獨立。愛國主義情懷越真摯，政治立場才會越堅定，斗爭起來才會越有方向、底氣和力量。左宗棠收復新疆，是以真摯的愛國主義情懷為引領的，這集中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尺寸不可讓人”的領土主權意識。早在1871年，年屆花甲的左宗棠得到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致信劉錦棠，要他做好以武力抗爭的準備，并表示自己“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周旋”（《與劉毅齋京卿》，《左宗棠全集》第11冊，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221頁）。盡管左宗棠此時是新疆軍務的“局外人”，但他常懷憂國之心，不愿置身事外。1873年初，總理衙門向左宗棠詢問新疆情況，他激憤地表示：“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tǒng)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為強，制此勞師襲遠之寇乎？”（《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左宗棠全集》第11冊，第336頁）這種堅決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愛國主義情懷，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清廷于1875年下定了以武力收復新疆的決心。

　　二是建設邊疆、鞏固邊防的強烈國防意識。在左宗棠看來，收復新疆不是一場單純的軍事行動，更是邊防穩(wěn)固的保障。因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wèi)京師……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遵旨統(tǒng)籌全局折》，《左宗棠全集》第6冊，第701~703頁）。所以，在重點謀劃收復新疆的同時，他也在謀劃如何更好地建設新疆。譬如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包括設立義塾、改革幣制、謹慎通商、發(fā)展畜牧業(yè)以及削減冗員節(jié)省編制等，前期為收復新疆的軍隊提供了軍需，后期則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生產、推動新疆經濟社會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為穩(wěn)固邊防打下了堅實基礎。“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即是對其建設新疆、鞏固邊防成效的詩意描寫。

　　敢于斗爭的無畏精神

　　明知收復新疆的阻力和困難重重，但左宗棠知難而進、迎難而上，敢于同各種阻力和困難作斗爭，為最終收復新疆注入了強大動力。敢于同錯誤認識作斗爭。進軍新疆之前，朝廷內外加強海防之議呼聲甚高，李鴻章提出“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竟至要停撤西征軍糧餉“勻作海防之餉”（《籌議海防折》，《李鴻章全集》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頁）。左宗棠對加強海防、放棄新疆的言論予以批評，提出了“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6冊，第190頁）的主張，為清廷所采納。沒有左宗棠的據理力爭，就沒有朝野上下在收復新疆問題上的思想統(tǒng)一，新疆也很可能在海防與塞防的嘈雜之爭中徹底丟失。

　　敢于同侵略勢力作斗爭。鴉片戰(zhàn)爭后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使清朝統(tǒng)治集團內部蒙上了恐懼的陰影，面對侵略往往妥協(xié)為上，不惜以割地賠款了事。但左宗棠始終鐵骨錚錚，堅持與侵略勢力作堅決斗爭。阿古柏勾結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借“馬嘉理案”向清廷施壓，企圖阻滯清軍收復南疆的進程時，左宗棠抱定阿古柏集團為“必討之賊”的決心，按計劃進軍南疆不誤，徹底粉碎了阿古柏霸據南疆的陰謀；署盛京將軍崇厚奉朝廷之命赴俄談判收回伊犁，卻擅自簽訂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左宗棠得知后義憤填膺，以豪情和決斷迫使清廷改派駐英法公使曾紀澤重啟收回伊犁談判。得力于左宗棠的堅強決心和強大的軍事后盾，曾紀澤在與沙俄的談判中據理力爭，通過簽訂《中俄改訂條約》收回了伊犁。

　　敢于同艱苦條件作斗爭。新疆地區(qū)戈壁蒼茫，路途遙遠崎嶇，開展軍事行動耗費極大。而清廷正值內憂外患，國庫不足，糧餉奇缺，武器裝備又十分落后。面對種種艱難困苦，左宗棠沒有絲毫退卻，他深知“西北用兵，以糧與運為最急最難”（《答陜撫蔣璞山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冊，第169頁），“籌餉難于籌兵，籌糧難于籌餉，而籌轉運尤難于籌糧”（《答皖撫英西林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冊，第101頁），因此，他在籌兵、籌餉、籌糧、籌轉運等各方面用心良苦。籌兵方面，秉持“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精兵主義；籌餉方面，除了反復向清廷催要外，還通過各種辦法向外國銀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籌糧方面，大力發(fā)展屯墾事業(yè)；籌轉運方面，商運、兵運、民運，能為我用即無所不用。除此之外，左宗棠還專門開辦蘭州機器局自造槍炮以供應前線。通過一系列努力，左宗棠不僅克服了艱苦條件，筑牢了進軍新疆的物質基礎，而且極大地節(jié)省了朝廷開支。

　　善于斗爭的過硬本領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成功，既是無畏斗爭精神的體現(xiàn)，更是過硬斗爭本領的體現(xiàn)。充分的戰(zhàn)前準備。智者不打無準備之仗。戰(zhàn)前在了解對手、籌措軍備糧草以及鼓舞士氣等各方面進行充分準備，即是斗爭藝術的重要體現(xiàn)。在得知列強侵占新疆的消息后，左宗棠心急如焚，不斷向親友袒露憂患心跡，并就此下定武力收復新疆之決心，但卻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在靜待清廷外交斡旋結果的同時，在促成清廷內部達成收復新疆的共識方面做出努力。即使在1875年5月受命為收復新疆欽差大臣后，他也并未急于進軍，而是在籌兵、籌餉、籌糧、籌轉運，特別是在優(yōu)化裝備、鼓舞士氣等多方面進行周密謀劃與戰(zhàn)事動員，在他認為大致準備就緒后才正式開啟收復新疆的軍事之旅，并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基本完成了收復新疆的歷史使命。

　　正確的戰(zhàn)術運用。在收復新疆的戰(zhàn)略上，左宗棠采取了“先北后南，緩進急戰(zhàn)”的方針。“先北后南”是指先安定北疆，再進軍南疆，不急于收復伊犁，這是由新疆南北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的，同時也暗含左宗棠先消滅阿古柏集團，再迫使沙俄歸還伊犁的戰(zhàn)略意圖。“緩進急戰(zhàn)”即先積極治軍，準備物資，一旦出擊，速戰(zhàn)速決，這實際上就是謀定而后動、謀定而快動，是左宗棠在深諳傳統(tǒng)軍事理論的基礎上，通盤考慮敵我雙方綜合情況后做出的正確決斷，對于整場戰(zhàn)爭的勝利起到了指導性作用，正如他在總結成功經驗時所言：“此次師行順迅，掃蕩周圍萬數千里，克名城百數十計，為時則未滿兩載也。而決機制勝全在‘緩進急戰(zhàn)’四字”（《與孝勛孝同》，《左宗棠全集》第13冊，第181頁）。可以說，收復新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倚賴于左宗棠等人善于斗爭的過硬本領。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壯舉，是中華民族近代抵抗外侮史上不可多得的光輝篇章，是弘揚愛國主義和斗爭精神的寶貴教材。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左宗棠的英雄壯舉“在所有現(xiàn)代國家的歷史上是最杰出的”，“足令吾歐人一清醒也”。這一壯舉對于我們的啟示和借鑒意義主要有二：其一，愛國主義和斗爭精神任何時候都不可或缺，外部環(huán)境越復雜、外敵氣焰越囂張，愛國主義和斗爭精神越顯可貴，是克敵制勝的無價法寶。其二，要正確把握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的辯證關系：首先要敢于斗爭，“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同時更要善于斗爭，要講究斗爭策略和斗爭藝術，不打無理性之仗，更不打無準備之仗，才能確保斗爭結果的完勝。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