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節，我走南闖北來追你

　　今年夏天，張喬和同伴去新疆旅游，在霍城縣晃晃村偶遇了為期一個月的“薰衣草雪山音樂節”。“場地近處是清幽的村莊房屋、如紫色海洋一般的薰衣草花田、晚風輕拂過的樹林，遠處可見雪山，抬頭有明月。”天地間的自然景致與音樂相映，當地文化特色與村民交流溫暖，音樂節成為張喬本次旅途的“意外之喜”。

　　在北京工作的95后職場新人王小景是個音樂愛好者，不久前，她和室友一起買了在內蒙古赤峰舉辦的音樂節門票，當日往返。“這場音樂節有我喜歡的歌手和樂隊，而且距離近，往返時間短，主辦方安排了接駁車，出行方便，這讓人好感度暴漲。很重要的一點是，這是在赤峰舉辦的音樂節，對于沒有去過大草原的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23上半年全國演出市場簡報》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大型演唱會和戶外音樂節熱度持續上升，演出506場，票房收入24.97億元，觀眾人數550.10萬人次。進入二季度以來，演唱會和音樂節進入相對密集期，且短時間高頻次的音樂節并非局限在演出熱門城市。

　　今年的音樂節不但在大城市接連舉辦，在小城市也全面開花。和在一線城市相比，在二三線城市舉辦的音樂節有哪些不同？它們用什么來吸引南來北往的音樂愛好者？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了多位跨省參加音樂會的年輕人。

　　去二三線城市看一場音樂節

　　“也許以后我還會看無數場音樂節，但是永遠會記得這一年夏夜，與雪山、月光和花海同框的音樂節。”張喬說，現場的安保配置、服務設施、周邊消費區等一應俱全，除了受邀的歌手、樂隊演出，主持人還會請觀眾上臺展示才藝，贈送音樂節文化衫，“整體氣氛特別歡樂，互動感很強”。她覺得，這種帶有當地文化特色、和當地村民交流緊密的音樂節，給她這樣一個短暫的過客也帶來了很溫馨、溫暖的感覺。

　　“00后，在國外上大學，一般回國就是為了看音樂節和live，順便探親。”這是朱羽軒的朋友張雨對她的評價。“很多小城市地方配套設施完善，吃住便宜，還可以順便旅游”。在她和張雨看來，距離和環境不是問題，朋友和樂隊配置最重要。”反正每個音樂節場地都很遠，而且每次去看都灰頭土臉、滿身大汗的，鞋都被踩廢了。”張雨說。

　　北京創娛無界文化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張翀碩，是五百里音樂節的創辦人，曾在摩登天空任副總裁，管理運營草莓音樂節、M_DSK音樂節等數十個大型音樂節IP。他坦言，在二三線城市舉辦的音樂節主要用戶還是來自周邊的一線城市。張翀碩以河北固安為例，“從地理位置上看，固安近似于北京的“七環”，但它距北京的核心城區只有50公里”。對于觀眾來說，去二三線城市的音樂節可能比去一線城市的場地更方便。

　　聽歌、社交、連接生活……音樂節的功能在改變

　　在二三線城市繁茂生長的音樂節，其承載的功能、關照的需求，似乎遠遠超越以往一場常規文藝演出的體量。

　　當一線城市音樂節蔓延到二三線城市，首先折射出群體需求的迸發與擴展。

　　中國音樂學院教授謝嘉幸指出，二三線城市涌現的音樂節，構成了“社會需求”。

　　謝嘉幸將音樂節大致分為4種類型，即商業性活動、地方文化活動、社區自發活動以及校園活動。其中，地方文化活動一般指由政府主導，滿足當地文化需求的活動，這類活動多和傳統節日或地方的文化資源相結合。

　　當原本專屬大城市的音樂節下沉到小城市，吸引多方紛紛入局，且數量呈現出爆發式增長趨勢，音樂節的原始“音樂”功能與運作機制亦在悄然迎來新的變化。

　　曾經，音樂節是“發掘小眾音樂”的寶藏之地，如今，這個樸素的專業屬性被拓展了更多維度。

　　在朱羽軒看來，有的音樂節像是一個烏托邦，主要功能不再是聽歌，而是變成了感受氛圍，和朋友一起玩。“遇到喜歡的就聽，不喜歡的就在野餐墊上坐著和朋友聊天，而且露營區全是樂迷，氛圍超棒。”從前音樂節發現小眾音樂的功能主要落在了live house上。朱羽軒坦言，如果音樂節表演的樂隊她都不認識，她不會去看，但如果是live house，只要聽說風評不錯她就會去。“畢竟去live house成本不高，不喜歡抬腿就走”。

　　在環球音樂Capitol唱片中國董事總經理唐勇看來，早期的音樂節是一個純粹的音樂活動，現在它的泛娛樂性更強，除了聽音樂，還涵蓋了社交、休閑等功能。他同時認為，現在的音樂節受眾更為廣泛，“有的人可能不是樂迷，只是因為朋友喜歡，就跟著來了”。

　　不過對于一種音樂屬于大眾還是小眾，唐勇認為這是相對的，并且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他以搖滾樂舉例，最開始國內很多人都不知道搖滾樂這種音樂類型，直到改革開放后，聽搖滾的人才慢慢多了起來。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唐朝、黑豹等樂隊的出現，讓搖滾樂逐漸被更多的人接受。2019年，綜藝《樂隊的夏天》第一季開播，21世紀以來漸趨沒落的搖滾樂再次被大眾看到，從前的小眾音樂變得不再小眾。唐勇認為，這是市場發展的規律，未來每一種音樂類型可能都會有屬于自己的天地，小眾變主流是很有可能的。

　　唐勇認為，在發展早期，二者都是獨立音樂的天地，而現在都更加多元化；live house受限于室內場地的規模，多為專場演出，而音樂節則為戶外表演形式，觀眾容量更大，承載藝人數量也更多。

　　當音樂節變成一門生意

　　去二三線城市看音樂節，并非每一次的體驗都很美好。不少觀眾認為，當前音樂節的質量良莠不齊，有些活動的音樂性不足，配套設施不夠等。

　　謝嘉幸認為，不論在幾線城市舉辦音樂節，音樂作品及表演質量都是關鍵。

　　在朱羽軒看來，如今的音樂節過于同質化，“是那幾個比較好賣票的樂隊排列組合”。五一期間，音樂愛好者王傅去了某四線城市參加了一場音樂節。場地緊鄰游樂園，兩個地方的門票為捆綁銷售，單日票價就700多元。在王傅看來，這個價格已經很貴了，然而高票價并沒有換來好體驗，“場地一般，位置偏，吃的東西也貴”。看完演出后他表示，除了音樂，其他都乏善可陳，“以后再也不去了”。

　　王小景覺得，一些有潛在文旅發展基因的城市，都可以考慮通過音樂節這種形式吸引年輕人。音樂節重在有特點，而不是泛濫和重復。“小而美的城市，可以和音樂互相成就”。此外，那些二三線城市開始規劃引入大型音樂節時，還是要考慮“持久性”的問題。如果只是偶爾一年辦幾天，熱鬧一場就散，并不會給當地文旅發展帶來很積極長遠的作用。與此同時，要建立好非常充分的基礎配套設施，提供良好的服務體感，并挖掘城市其他魅力點，這才能‘圈粉’，讓參加音樂節的客人成為這座城市的新粉絲。”

　　在唐勇看來，在大城市和小城市舉辦的音樂節在演出陣容上存在差異。“一般來說，陣容越強成本越高，大城市的消費力更強，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在大城市舉辦的音樂節的可看度和音樂性更好。”

　　此外，有些小城市的音樂節的配套設施，例如舞美、燈光音響等，可能也會和大城市有差距，但在小城市生活的觀眾對于音樂節的熱情度更高。因此從整體上來看，唐勇認為“音樂節走進二三線城市”是一件好事，“不但有助于音樂更多地走進普羅大眾的生活之中，也有利于拉動當地文旅和經濟的發展，是拉動內需的一種方式”。

　　“這是行業繁榮發展后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因為有了健康良性的商業化運轉，音樂節才能擁有長遠的生命周期，最后時間可以檢驗和解決。而經過這個階段后，未來音樂節的主辦方將更具音樂識別力，中國音樂節行業將迎來真正意義上的高質量發展周期。”張翀碩說。

　　(應受訪者要求，張喬、王小景、張雨和王傅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李丹萍 記者 沈杰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