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南（中國海洋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講師）

　　杜甫自號“杜陵野老”，有時亦自稱“杜陵野客”“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等。杜甫以此為號，大致在天寶十年前后，及至其晚年流落荊楚時，也多用此號。而其自入蜀到去世所作的懷鄉(xiāng)詩，懷念的除了少年時所居的鞏縣和洛陽外，多是長安及其附近的風(fēng)物，可見其對杜陵的感情。這種感情，不僅僅關(guān)涉鄉(xiāng)關(guān)之思，更是與其郡望情結(jié)密不可分。

　　“杜陵野老”“少陵野老”之“杜陵”“少陵”均是來自杜氏從西漢以來形成的郡望。杜陵為漢宣帝陵，少陵在唐前稱“小陵”，為許后之陵，南去杜陵十八里。林寶《元和姓纂》卷六“杜氏”：“漢御史大夫周，本居南陽，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此為杜氏定居杜陵之始。后分成兩支，一支留在北方，一支渡江南下。杜甫所屬的一支為京兆杜氏的襄陽遠支，祖先在晉宋之時南下，定居襄陽，直到杜甫五世祖杜叔毗隨梁宜豐侯蕭循降西魏方歸北方，因此在唐代一直被目為襄陽杜氏。《舊唐書·杜甫傳》言其“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而其從祖父杜易簡和祖父杜審言傳亦言其“襄州襄陽人”，宋之問有《三月三日于灞水曲餞豫州杜長史別昆季》詩，其序曰：“言辭灞浐，將適荊河。戀舊鄉(xiāng)之喬木，藉故園之芳草。”但遷居襄陽的杜氏自南朝開始就常常自稱為“京兆杜氏”。《梁書.杜崱傳》：“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于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及至唐代，這種稱呼方式仍然有所延續(xù)。杜甫從父杜并墓志即曰：“男子諱并，字惟兼，京兆杜陵人。”這種現(xiàn)象，一方面是六朝時南渡僑姓稱北方郡望的習(xí)慣使然，另一方面，也與居于長安附近的京兆杜氏大族本支在初唐比較顯赫有關(guān)。太宗朝的兩位宰相杜如晦、杜淹就是出自京兆杜氏大族本支。唐代攀附著姓的情況比較多見，入唐后地位不顯的襄陽杜氏攀附頗有聲望的遠祖本支也屬社會常情。

　　杜甫亦自認為是京兆杜氏之后，且在詩文中屢屢提及自己的身份。故其在開元二十九年所作的《祭遠祖當(dāng)陽君文》中就自稱為“十三葉孫甫”。在天寶九年《進雕賦表》中亦說：“自先君恕、預(yù)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矣。”直到晚年所作的《回棹》中稱“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此碑便是杜預(yù)平吳后立于峴山之上的紀(jì)功碑。確認自己為杜預(yù)之后，便是確認自己京兆杜氏的身份。杜甫的家族不僅身份認同方面向京兆杜氏靠近，還在長安附近購置了田產(chǎn)，杜甫《曲江三章》“杜曲幸有桑麻田”即是指此。

　　杜甫這種濃厚的郡望情結(jié)，是根植于唐代社會文化土壤里的。唐代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自魏晉以來強調(diào)郡望、以門第相高的士族風(fēng)習(xí)，杜甫在詩中曾多稱美他人家族地望，如“相門韋氏在，經(jīng)術(shù)漢臣須”（《贈韋左丞丈濟》）、“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贈比部蕭郎中十兄》）、“丈人藉才地，門閥冠云霄”（《奉贈盧五丈參謀（琚）》）等。可見當(dāng)時的社會風(fēng)氣就是如此。因此，杜甫以郡望為自己取號，也是顯示自己家族榮耀之舉。

　　需要注意的是，杜甫具有濃厚的郡望情結(ji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會崇尚舊族的風(fēng)氣使然，但也與杜甫的現(xiàn)實需要緊密相關(guān)。

　　唐代士人的入仕途徑有多種，主要有科舉、門蔭、流外入流、辟屬等。杜甫祖杜審言卒為國子監(jiān)主簿，為從七品，其父杜閑卒為奉天令，為正六品。按唐制不符合門蔭的要求。而杜甫本人又不樂吏事，也不太可能選擇由吏為官。杜氏素以詩書傳家，杜甫自幼便熟讀《文選》，精通詩賦，這和當(dāng)時科舉考試的要求是相符合的，故以科舉入仕是最為理想的。

　　唐代的科舉考試的考生來源主要有二：國子監(jiān)和鄉(xiāng)貢。開元中，國子學(xué)衰落，鄉(xiāng)貢的比例大為增加。鄉(xiāng)貢是由州府選汰后舉送尚書省參加禮部試，而諸州府之間等第率存在明顯差異，按京兆戶籍參加科舉比其他地區(qū)的戶籍更有優(yōu)勢。《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茍異于是，則往往牒院請落由。”而同卷所錄的《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序》言其為“神州等第錄”也反映了這一現(xiàn)實。而相比之下，河南府解送的重要性就差了很多，呂溫曾為河南府首薦，在進京參加禮部試時卻未及第，可見河南府解送的影響力遠不及京兆解送。

　　杜甫籍貫即為河南鞏縣，第一次進京參加科舉也為河南府解送。他在河南府考中府試后取得了鄉(xiāng)貢資格，但在赴長安參加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的省試時落第，即《壯游》所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xiāng)。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后來他在經(jīng)歷了八九年的漫游生活，便“西歸到咸陽”，其留居長安的行為可能與寄籍參貢有關(guān)。寄籍參貢即在戶籍地之外的地方參加貢舉。按照當(dāng)時規(guī)定，應(yīng)舉者需在本籍報名。開元十九年敕：“諸周貢舉，皆于本貫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貫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縣即便催科，不得遞相容許。”在杜甫所處的時代，對于冒充戶籍的行為管理遠較中晚唐嚴(yán)格，杜甫屬于京兆杜氏的遠支，有寄籍于京兆府的便利條件，比較直接的方式就是攀附遠親。杜甫曾多次拜訪長安的親屬，有《示從孫濟》《杜位宅守歲》等詩。《示從孫濟》中明言“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杜位宅守歲》中呼位為“阿戎”，“阿戎”是中古時對弟弟的稱呼，較為口語化。其實杜位出自杜尹一支，這一支一直留在京兆附近。杜甫與杜位雖為關(guān)系甚遠，但對其仍以兄弟相稱，可見確是有意親近。

　　除了寄籍之外，大族的身份對于干謁也意義非常，唐代科舉考試前干謁、投贈行卷對于考試結(jié)果有重要影響，這一點，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行卷制度與文學(xué)》中有詳細討論。而大族的身份更有利于干謁成功。劉肅《大唐新語》中記載了一個頗為有趣的小故事，即是講唐人干謁時冒為大族之事：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為荊南節(jié)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慚悸失次，乃復(fù)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并荊南表丈一時曲取。”

　　然而，雖然杜甫做出了種種努力，以京兆杜氏的身份求謁過諸多京城權(quán)貴，科舉入仕之路卻并不順利，直到天寶十載獻三大賦，天寶十四載方授河西尉，后轉(zhuǎn)為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在此之前，一直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艱難生活。這種生活不只是物質(zhì)上的窘迫，還有精神上的壓抑與無奈。杜甫曾自稱“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但是為了求仕，不得不干謁權(quán)貴、依附作為權(quán)臣的遠親，這對具有強烈個性的詩人而言無疑是恥辱的。故“杜陵野老”這個號其實是帶有自嘲與辛酸的。出身京兆杜氏卻至暮年不得解褐，仍是“野老”、“野客”，應(yīng)該是這個號深層的意義。因此，杜甫旅食長安期間，在詩中自稱為“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時往往也是懷有不平的。如“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簡咸華兩縣諸子》）、“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醉時歌》）等都是如此。

　　這種郡望情結(jié)在杜甫晚年逐漸發(fā)生了變化。杜甫晚年提及自己杜陵人的身份時表達的更多并非身份與處境的落差，而是暮年漂泊流離的感傷，如“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立春》）、“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識長沙驛”《惜別行送劉仆射判官》等都是例證。杜甫晚年除了直接稱自己是杜陵人外，還經(jīng)常以從長安漂泊到荊楚的王粲自比，“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久客》）等皆是此類，從中寄寓遭亂漂泊，遠離秦川之悲。

　　此時杜甫已經(jīng)遠離長安，也遠離了游走權(quán)門、干謁權(quán)貴的生活，“杜陵”于他而言，已經(jīng)漸漸褪去了功利色彩，變成了一個在文化意義上的故鄉(xiāng)。他依然會為這個故鄉(xiāng)自豪，懷想杜陵人物之盛“令弟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季夏送鄉(xiāng)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鄉(xiāng)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贈韋七贊善》）；也會頻繁回憶故鄉(xiāng)風(fēng)物，將其視為可以安慰游子的故里，如在夔州所作的“杜陵斜照晚，潏水帶寒淤”（《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源”（《九日五首》）等，甚至在泛舟嘉陵江時，都會想起長安附近的渭水， “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泛江》）此時他提到自己杜陵人的身份時，已經(jīng)不再為出身大族而暮年仍為“野老”激憤了，轉(zhuǎn)而變成了思歸不得的痛苦和遠離故土的感傷，郡望情結(jié)逐漸被鄉(xiāng)土情結(jié)替代。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