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新平

　　如果我們兒時的朋友那年沒有搬走？如果我們在另一個城市長大？如果那天晚上我們在餐桌另一頭遇到的伴侶是別人，我們還會和他們在一起嗎？“黃色的樹林里分出兩條路，可惜我不能同時去涉足……”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在其詩歌《未選擇的路》中，誠實地表達了人不能在河的兩岸同時行走的困境。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知道結(jié)局，但在中途，他想象有一天會回到那個比喻的岔路口，去嘗試另一條路：“然而，知道一條路通向另一條路，我懷疑自己是否應(yīng)該回來。”

　　多元宇宙或是維度跳躍，未走的路和多米諾骨牌效應(yīng)的概念在電影中一直獲得著大量關(guān)注。今年在柏林電影節(jié)上，以黑馬之姿成為主競賽單元口碑電影的《過往人生》也是如此，盡管不帶任何科幻色彩，但韓裔加拿大電影制作人、紐約劇作家席琳·宋的這部電影處女作，對“如果……會怎么樣”的問題，給出了一個深刻感人又層次豐富的答案。

　　這部電影緣起于席琳·宋在紐約一家酒吧里的經(jīng)歷。當時她坐在兒時的朋友和她的美國白人丈夫中間。他們正試圖了解對方，但彼此之間有著陌生人的尷尬。她感覺自己就像是這兩個人之間的通道或橋梁，傳遞著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她環(huán)顧四周，看到其他人在好奇地看著他們這個奇怪的三人組合。這時，她與其中一人有了眼神交流，她記得當時的感覺是：“哦，你真的想知道我們是誰嗎？如果我真的努力告訴你呢？”

　　她將這個場景作為這部電影的開頭，鏡頭外的聲音猜測著三人之間的關(guān)系，然后引領(lǐng)觀眾回到24年前的首爾，開始揭示那個并不那么明確的答案。

　　12歲的羅英告別青梅竹馬的海盛隨家人移民加拿大，二人遂斷了音訊。十二年后，現(xiàn)在名為諾拉的前者移居紐約，追求她的編劇夢想，后者服完兵役，修完學(xué)業(yè)，回到父母身邊。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一次偶然相遇讓二人重新建立了聯(lián)系，而隨著頻繁的視頻聊天，諾拉發(fā)現(xiàn)自己愛上了一個對她來說只存在于屏幕上的男人，卻知道雙方都不會為了彼此放棄自己的生活，“我移民兩次來到紐約，就是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想著如何坐上回首爾的航班。”過去將二人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又將他們分開。

　　當移民的人年紀大到足以形成對家鄉(xiāng)生活的記憶，但仍然年輕到足以被新環(huán)境重塑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有一種獨特的情感位移，如煙往事開始消失在潛意識的角落里，被懷舊的蛛網(wǎng)覆蓋，只在某個瞬間掀起一絲回憶的漣漪，就像諾拉的夢話只用韓語呢喃那樣。遙遠距離的穿越和個體身份的巨變，可謂是前世今生，前世無法擺脫，今生也難以安頓。但對于那些被拋在身后的人來說，她的存在卻成了一個凝固的記憶，一如海盛念念不忘的是那個爭強好勝的女孩，即便知道她就是注定離開去往更大世界的那種人，但他愛的就是這樣的她。然而，他們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交網(wǎng)絡(luò)與興趣愛好，如蝴蝶扇起風(fēng)暴一般，最終擴大和膨脹為截然不同的人生。

　　又一個十二年倏忽而過。諾拉既沒有像12歲時所希望的那樣獲得諾貝爾獎，也沒有實現(xiàn)24歲時許下的拿普利策獎的志向，她甚至為了綠卡而提前結(jié)婚，嫁給了一個美國猶太作家，住在紐約的一所小公寓里，而如今的海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做著普通工作，拿著普通薪水的普通人，且剛結(jié)束一段戀情，與父母住在一起。當諾拉告訴丈夫亞瑟，海盛將要來紐約見她時，亞瑟半開玩笑地告訴妻子，他覺得自己在她的故事中是個局外人，“邪惡的美國白人丈夫擋在了命運的路上。”諾拉開玩笑地叫他閉嘴，“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是我腦海里的那個孩子……我想念他。”亞瑟知道事情不止于此。海盛是諾拉童年身份的一部分，過去的生活并沒有因為她進入成年而消失。

　　在拖延已久的相聚中，二人在布魯克林海濱享受久別重逢的美好時光，然后乘坐陽光明媚的渡輪環(huán)繞自由女神雕像，最后在東村迷離恍惚的街燈中漫步。這些場景與電影早期在首爾的背景形成了有趣的對比。那時海盛和羅英走路回家，在公園里的現(xiàn)代雕塑中玩耍。但無論在哪里相遇，鏡頭都會創(chuàng)造出一種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一種沒有什么比這一刻更重要的感覺。影片簡單而優(yōu)雅的構(gòu)圖，使得人物彼此的空間關(guān)系成為故事的一部分，如酒吧里尷尬的沉默，或等出租車這樣的簡單時刻，都傳遞著巨大的力量。演員之間的眼神交流也拿捏得恰如其分，即便劉臺午和格麗塔·李的肢體語言極為克制，觀眾仍能感受到暗潮洶涌的往日之情。當鏡頭在兩者之間漂移時，他們的分離雖不顯山露水，卻令人難以忍受。那種咫尺天涯的感覺帶來這樣一種共鳴：有些裂痕是無法修復(fù)的，但也許值得與它們和解。

　　拍攝一部既低調(diào)克制又充滿感情的電影，已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在一部處女作中能夠如此出色地完成這一壯舉，就更令人驚嘆了。在諾拉、海盛和亞瑟之間的三角關(guān)系中沒有壞人，也沒有混亂和沖突，只有三個正派的人在努力尋找存在的意義。這個情節(jié)簡單但情感豐富的故事所帶來的沖擊力，全部來自人物細致入微的表情變化和深邃幽微的內(nèi)心謎題。和科恩最好的旋律一樣，這部電影擁有一種安靜的力量。影片中許多扣人心弦的部分都是無聲的，如諾拉和海盛在視頻通話中不知如何打破僵局的尷尬微笑，還有每一個渴望的眼神，每一個焦慮的傻笑，都慢慢導(dǎo)致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緊張感。這對一部通過感覺而不是故事來傳達主要意義的電影至關(guān)重要。

　　三位演員都很好地喚起了各自角色所感受到的愛、孤獨和不確定感。無論是扮演20多歲的藝術(shù)碩士，還是30多歲的劇作家，格麗塔·李的表演都以外科醫(yī)生給陌生人做手術(shù)般的不經(jīng)意的優(yōu)雅，切中了角色自我分裂的核心。她用諾拉的自信和創(chuàng)造性的野心作為盾牌，保護自己免受傷害，這使得她少見的放松警惕的時刻有種幾乎令人難以忍受的脆弱。她以足夠的權(quán)威展現(xiàn)了角色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而劉臺午飾演的海盛從未表現(xiàn)出投機取巧或顧影自憐的樣子，只是那暗流涌動的眼神流露出的既有今非昔比的哀傷，也有物是人非的遺憾，更有對往日之情的懷念。

　　這不是一個失敗的愛情故事，而是一個失去的愛情故事，因為人物成了時間和環(huán)境的犧牲品。電影以一種浪漫的視角審視那些本來可以是什么，現(xiàn)在可能是什么的事情，就像欣賞被時間沖刷的沙堡一樣欣賞它們，而作為觀眾的我們，或許會思考它是如何與自己的生活狀況相呼應(yīng)的。無論我們是誰，來自哪里，我們都是由近乎無窮無盡的巧合和選擇塑造的。有時，我們會有意識地做出改變生活的決定；有時，我們的生活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卻只有在事后才意識到變化的發(fā)生；有時，我們知道自己的命運正在改變，卻無力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