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

　　張謇一生創辦四十多家企業，涉及多個行業，被稱為實業之父，是名副其實的實業家。

　　自奉勤儉，辦了近四百所各類學校，是社會文化事業開拓者，他也是教育家、社會改革家。

　　起草清帝退位詔書，維護大一統，他還是一個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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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著如此豐富經歷的張謇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清末狀元的實業救國夢想

　　1853年，張謇出生于江蘇海門常樂鎮，他的父祖以上數代都以農商為生。這種家庭出身，使張謇從小就生活在社會下層，對民眾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從而養成了他的民本意識。為了改變家庭命運，他在幼時就被父親送入私塾學習，希望由此走出一條由讀書進入仕途的道路。12歲時，塾師出上聯“人騎白馬門前去”，他當即對以“我踏金鰲海上來”。因對仗工整，語氣不凡，一時傳為佳話，被認為是中狀元的先兆。

　　1894年(光緒二十年)，清政府為慈禧慶壽特設“恩科”會試。張謇遵從父命，赴京趕考，殿試登一甲第一名，高中狀元，遂被授于翰林院修撰之職，步入官場。

　　1895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舉激起張謇極大的憤慨和憂慮，他認為只有發展民族工業才能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士大夫有不容推卸的責任。

　　同年，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他在家鄉通州籌辦起大生紗廠，開始了“實業救國”的實踐。張謇對當時流行的“商戰”思想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這是皮毛之論，西洋諸國富民強國之本在于工業，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制造，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他指出，日本的強大關鍵在于工業發展，以工業帶動商業。

　　1913年，張謇為實現他思謀已久的強國安民的方針政策以及他夢寐以求的“棉鐵主義”，就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水利局總裁。兩年間，張謇主持全國農林、工商政務，編訂頒布有關工商礦業、農林水利、漁牧業、度量衡、銀行證券、引用外資等20余個法規條例，對我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辦實業的過程中，張謇充分認識到“立國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學”，在發展實業取得一定積累的基礎上，他又大力開辦教育事業，開始形成他“父教育、母實業”的強國富民思想。他以南通為基地，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展開系統的設想與實踐，并希望由此而推廣到江蘇乃至全國。

　　建設國泰民安的強大中國

　　張謇在政治舞臺上有很多精彩的亮相。張謇的政治目標是要建設一個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的強大中國。

　　1903年，張謇應邀參觀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并對日本工農業與教育進行了70多天的實地考察，親身體會到明治維新給日本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貒?，他積極地投入立憲運動，并成為立憲派的領袖人物。

　　1911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張謇順應歷史潮流，毅然轉向擁護共和。

　　“大一統”與“共和”是張謇政治主張上的萬變不離其宗之“宗”。其所謂“大一統”，是以全體中華民族為基礎的大一統，是建立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的現代化國家。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頒發《清帝退位詔書》，宣布清帝退位，所頒詔書正是由張謇起草。張謇在詔書中明確提出“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后來孫中山先生正式提出“五族共和”的口號。

　　張謇有一個從立憲到共和的轉變的過程，當他覺得立憲不能實現國家強大統一的目時，他就轉向共和了；當他看到中國有分裂的跡象，他就主張統一，支持袁世凱；當袁世凱要稱帝，背棄共和時，他就明確反對。

　　表面上看，張謇的政治主張變來變去，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誰反對中國統一，他就會跟誰斗爭，共和政體與大一統是張謇的政治底線和原則。

　　“南通模式”，張謇的“新世界之雛形”

　　1915年，袁世凱稱帝陰謀暴露，張謇勸說無效，憤而辭職。從此，他傾注全部精力對家鄉南通進行全面的建設。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原本閉塞落后的南通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躍成為當時中國的模范城市。而這一切，都是在沒有政府經濟資助的狀況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的。張謇對南通的全面經營，是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來建設一“新世界之雛形”，并由此向全國推廣，從而使國家走上富強之路。

　　張謇關注民生，他想通過實業而富民，解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從自己的家鄉做起，力圖造就一個富足豐腴、安定和諧的理想社會，他稱之為“新世界雛形”。胡適評價說，“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張謇的理想從來不是建立一個商業帝國，而是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

　　張謇在南通進行了很多的社會改革，都是為了建設這樣一個理想社會。南通很長一段時間是模范縣，南通模式的核心是和諧。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和諧相處，是近代南通模范社會的基本特征。

　　基于儒家價值觀念的民本思想，整體協調發展觀和社會改良觀，是觀察張謇在南通經營事業的三個基本點。

　　他并不局限于發展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實業，而是實業、教育、慈善、公益全面發展；他并不局限于物質財富的生產，也看重精神財富的生產和人文道德的建設。

　　他并不單建設城市，同時也發展鄉村，提倡城市帶動農村、城鄉一體化發展。

　　他并不僅著眼于當下的發展，而且思考如何獲得持續的發展。他追求通過發展實業和教育、地方自治，來建設一個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地方社會，謀求一種均衡和諧持久的早期現代化。

　　張謇在南通實業與社會的建設上，學習和借鑒西方，但絕不盲從。他事事從本國實際和南通地區的實際出發，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走出了一條手工業與機器工業相結合，城鎮帶動農村，農工商協調發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道路，形成了中外矚目的早期現代化的南通模式。

　　張謇的精神世界中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也有西方近代文明的因子，但其中包括和諧思想在內的儒家價值觀和影響卻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

　　張謇辦新式教育，主張從基礎教育做起，首先創辦師范學校。他到日本，不是考察大學而是考察小學和師范教育。

　　張謇辦教育也不是建立某個小學、中學，而是要建立一個教育體系，而且這個體系又是著重于實用的教育體系，影響深遠。他自奉節儉，一生創辦了近四百所各種門類學校，現在中國很多學校的前身都是張謇一手創建的。據考證，張謇一生所創的“中國第一”，多達23項。

　　張謇有著矢志不渝的愛國精神和救國強國的理想情懷。他無論是辦實業或辦教育，建設南通，目的都是愛國救國強國，這是理解張謇的思與行的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是出發點，也是歸宿點，是解開張謇所有思想主張的一把鑰匙。

　　張謇的愛國是一種理性的愛國主義。愛國不能光喊口號，要實實在在去做，“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張謇不是空想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動者、實干家。張謇真正身體力行了孔子倡導的“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一切從自己做起，力矯宋儒只說不做之弊，“做一點成績，替書生爭氣”。

　　張謇的思想和行事具有鮮明的中華文化性格。他心系鄉土，將解決黎民百姓的生計問題視為儒者應盡的本分，也是其舉辦實業的第一要義。

　　(作者簡介：馬敏，華中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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