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國家文物局召開第四季度例行新聞發布會，聚焦于東周至隋唐時期的重要考古發現和最新科研成果，通報了陜西省寶雞市下站遺址、陜西省西咸新區北城村墓地、湖北省荊州市秦家咀墓地、湖南省郴州市渡頭古城遺址等四項“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的重要進展。

　　下站遺址：延續六百年的國家祭天遺存

　　下站遺址位于陜西省寶雞市陳倉區，地處秦嶺北麓渭河南岸的臺塬之上，總面積約23萬平方米，共發現祭祀遺跡1400余個，是一處春秋至西漢晚期的祭祀遺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畤祭是秦的祭祀傳統，始于秦立國時襄公所立西畤。自秦文公開始，秦、漢兩代在雍（今寶雞地區）先后設鄜畤、密畤、吳陽上畤、吳陽下畤、北畤，分別祭祀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和黑帝，史稱“雍五畤”。文獻還記載，祭祀用“畤駒四匹”“黃犢羔各四”，正與考古發現動物犧牲坑中馬坑坑底埋藏四匹幼馬、羊坑埋藏四個幼年個體等相符。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游富祥介紹，根據《史記》等文獻記載和遺址內出土“密”字陶文等信息，基本確認下站遺址為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所設密畤。密畤從公元前672年建立到西漢末年被廢，使用時間長達六百余年，是研究先秦至西漢時期祭天禮制及其演變最為完備的實物材料；目前已經發現的不同時代的各類祭祀遺存，初步建立起了秦漢國家祭祀遺存的分期年代標尺。

　　下站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秦漢時期性質最為明確、延續時間最長、保存最為完整的國家祭天遺存，揭示了東周時期秦國、秦統一后、漢代不同時期祭祀遺跡、器物的演變過程，系統展現中國古代祭祀制度和我國傳統禮制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焦南峰表示，“雍五畤”的祭祀雖然在漢末被廢止，但其核心內容和制度卻為漢長安城南、北的郊天和地壇祭祀所吸收，并發展演變，成為延續至宋元明清的中國傳統的天壇祭祀制度。“秦漢通過祭祀活動承序天命、追憶先祖，強調政權的合法性；傳承孝道，涵養德性，形成家國情懷。從這個角度講，這次的考古發現對研究保存中國古代祭祀文化具有現實意義。”

　　北城村墓地：罕見的十六國時期部族墓園

　　北城村墓地位于陜西省西咸新區，是十六國至隋唐時期的大型部族墓地。目前，考古學者已揭露出墓地圍溝1處，圍溝內墓葬285座，取得重要成果。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柴怡介紹，此次發掘十六國時期墓葬38座、北魏至西魏時期墓葬101座、北周至隋唐時期墓葬146座。通過多學科合作研究發現，北城村墓地埋葬人群可能與戎、氐羌等群體有密切關系，這也與十六國時期關中地區氐羌等族在政治中的地位相符。

　　考古學者推斷，北城村墓地可能為部族墓地，墓葬主人之間極可能有共同的血緣或者地緣關系。柴怡還指出，墓葬等級處在動態變化之中。從十六國時期，到北周至隋唐時期，墓葬規模不斷變小，墓主身份也從中級官吏及貴族變為平民。

　　十六國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兼之戰亂動蕩，這一時期關中地區考古發現的墓葬數量很少。北城村墓地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十六國至隋唐時期規模最大的獨立墓園，墓地布局清晰、規劃有序，延續時間長，生動再現了十六國至隋唐時期遷徙到關中地區的少數民族與漢文化逐漸融合的過程。

　　柴怡說：“十六國時期，北城村墓地從墓葬形制到隨葬器物，都表現出文化的融合。”焦南峰認為,“墓的主人是少數民族，但從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來看，大量都是中原漢文化的東西，如出土的各類陶俑、銅鏡、銅錢、紀年磚等；大量的二次葬、合葬、多人葬（遷葬）所凸顯的‘入土為安、落葉歸根’的理念和習俗等，也是中原地區漢文化墓葬的形制和特點。”他表示，這些現象如實地勾勒出十六國北朝到隋唐時期三百年時段內，遷徙到關中地區的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文化交流、交匯、交融并逐漸漢化的演變趨勢，體現出由“多元”到“一體”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

　　秦家咀墓地：竹簡中春秋五霸的新版本

　　秦家咀墓地位于湖北省荊州市紀南生態文化旅游區，西距楚故都紀南城遺址約1公里，是一處東周時期墓地，其中墓葬M1093中出土大量竹簡，具有重要歷史價值。

　　荊州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楊開勇介紹，M1093是一座戰國晚期的楚墓，初步推斷其年代為楚宣王至楚威王時期（公元前369至公元前329年），出土了3900余枚竹簡，總字數約30000字，內容包括先秦時期六藝類、諸子類、辭賦類、術數類、方技類文獻，對于校勘傳世文獻、豐富歷史資料具有重要價值，是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化、思想的珍貴資料。

　　墓中出土的《尚書·呂刑》為校勘傳世文獻提供了新的材料。《尚書·呂刑》是記述西周穆王刑制改革的名篇，傳世本中有“王享國百年，耄荒”之語，而出土的竹簡則是“王耄巟（荒）”，多了一個“王”字，為文章的斷句、釋義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對探討這篇著名文獻在戰國時期的文本傳抄及思想影響等有重要意義。此外，《齊莊侯侵晉伐朝歌》《叔魚諫晉莊平公》等竹簡，豐富了歷史人物細節，為史學研究增添新的資料。

　　出土竹簡也提供了古史記載的新說，如《四王五霸》簡文中的“五霸”為齊桓公、晉文公、楚文王、越王勾踐、吳王闔廬，與傳統說法不同。

　　渡頭古城遺址：嶺南要道上的重要標本

　　渡頭古城遺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臨武縣，是漢代至六朝時期“臨武”縣治所在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陳斌介紹，遺址包括古城址（衙署區）、居民生活區、手工業區和墓葬區。

　　陳斌介紹，房址內及其附近的水井出土三國時期吳國簡牘等近1萬枚，包括木簡、木牘、簽牌、封檢等，為臨武縣的行政文書，內容涉及臨武縣行政區劃、賦稅、戶籍、屯田、礦冶等，為研究古代中央政權對南嶺地區的開發和有效治理提供重要資料，構建了南嶺地區漢至六朝時期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

　　渡頭古城遺址選擇建在湘粵古道上，是控制水路、陸路的重要節點，遺址和墓葬出土不同地區的遺物，為研究南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交通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子今指出，城的東南角有防衛設施（瞭望臺），和當時的形勢有密切關系，此處是當時的“南藩”，又是通向嶺南地區的重要通道，對中原王朝向今天的兩廣地區的文化擴展意義重大。

　　周邊礦冶遺址的發現和出土簡牘中“錫”等物產的記載相印證，為研究南嶺地區有色金屬資源的開發和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出土簡牘中，有“錫作民”“銀作民”等記載。陳斌介紹，官府記錄“錫作民”“銀作民”的出現，表明當時臨武地區已存在大量專業采礦人員，體現了孫吳時期這一區域錫礦等資源豐富，且產業發展較好。

　　（本報記者 李韻 王笑妃 王建宏 張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