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在黨和政府關懷下，3000多名孤幼兒從上海、江蘇等地被送到內蒙古自治區，在草原牧民撫養下長大，寫就了“三千孤兒入內蒙”的一段歷史，他們因此被稱為“國家的孩子”。

　　如今，他們大多已年過花甲，“知其所來”的愿望愈發強烈，與親人團圓的機會也愈加寶貴。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公安局通過采集血樣，比對DNA數據，幫助他們找到親人，續寫著又一段恩情與親情相融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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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回來就好……”1月12日，66歲的王志強終于見到了闊別64年之久的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從小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長大的王志強，在相距2000公里外的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崔家村，找到了自己的根脈。

　　親人緊緊相擁，喜極而泣。在場的人無不動容，割不斷的血脈親情在這一刻奔涌而出。

　　穿上大紅色蒙古袍與親人相擁

　　1月11日，認親前一晚，王志強的愛人烏蘭把兩件大紅色蒙古袍掛了起來，把準備好的銀碗、哈達裝進包里，這是他們為認親儀式特意準備的蒙古族服飾和用具。

　　按照蒙古族習俗，每逢盛大節日、喜慶的日子，他們會穿上華麗的蒙古族服飾，表達尊敬、喜悅之情。選擇在認親的日子穿上蒙古袍，王志強希望讓家鄉人了解蒙古族習俗文化，也以此表達難忘草原母親養育之恩。

　　在王志強為認親儀式精心準備的同時，他遠在常州的親人也在忙碌著。

　　王志強的大侄子崔文炳早早把水果、糖果擺上八仙桌，買來了象征團圓的餛飩。親人們陸續趕到，十幾口人把屋里擠得滿滿的。

　　王志強的三姐崔留珍拿出一張已過世父親的照片，侄子崔山佳從手機里翻出叔叔王志強的照片，他把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端詳：“像！看著就是我們的家人。”

　　一切準備就緒，崔文炳捧著一大束鮮花，去酒店迎接王志強。路上，他向王志強介紹家鄉多年前的模樣，“這條馬路以前是條河”“咱們家的祖宅就在東莊社區這里”。

　　年過花甲的王志強已忘記了有關家鄉的一切。1960年，他被送走時還不到兩歲。在王志強兒時的記憶里，他是蒙古族，生長在草原上，“牧民老鄉每天會牽著奶牛來送奶”。

　　看到王志強走來，早已等候在門口的二哥崔銀富、三姐崔留珍快步上前迎接，和王志強緊緊擁抱在一起。親人們圍了一圈又一圈，見證這一團圓時刻，看著他們熱烈相擁，許多人紅了眼眶。

　　1月12日10時，認親儀式在東山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會議室舉行。能容納30多人的會議室坐滿了王志強的親戚，有人專程從宜興市、無錫市趕來。

　　“經數據比對結合背景調查，王志強、崔銀富、崔留珍符合全同胞關系?！闭J親儀式主持人、宜興尋親志愿者昌江濤現場宣讀由錫林郭勒盟公安局出具的《親緣關系確認書》。

　　隨后，王志強跟著家人回老家，一路上，他一直拉著三姐的手。飯桌上，一家人吃著熱氣騰騰的餛飩。這時，王志強問起自己頭上傷疤的來由，崔留珍不好意思地笑著說：“我拿刀劃的?！碑斈?，8歲的崔留珍做飯時，把弟弟放在木制的學步車上，她削萵筍時不小心劃傷了弟弟的頭。

　　崔留珍一直惦記著這件事，沒承想這道疤成了他們尋找親人的標識?！敖憬?，要不是你劃我這一下，你們還認不出我呢?！痹谟H人面前，這個令他好奇多年的問題“揭秘”了。

　　看著高大壯實的弟弟，崔銀富想起當時家里送走弟弟的緣由，“當時家里有7個孩子，實在養不活，最小的留下來就要餓死”。60多年后再聚首，他和家人們不禁感嘆：“感謝內蒙古大草原把你撫養大，還養得這么好，現在又把你送到我們身邊。”

　　親情血脈難舍，踏上尋親路

　　團圓來之不易，這背后是一波三折的漫漫尋親路，更有公安民警、志愿者鍥而不舍的堅持與幫助。

　　養父母相繼去世，王志強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盡管從小隱約知道自己被當作南方孤兒，但他始終不愿意相信。

　　王志強真正面對這個話題時，他的兒子已經上了初中?！澳闶巧虾９聝簡?？”有一天，王志強接到兒子班上同學母親嘎魯打來的電話，嘎魯解釋說她也是上海孤兒，想把大家組織起來，過幾天一起聚聚。

　　實際上，王志強的身世已是公開的秘密。妻子烏蘭的父親曾和王志強的養父一起把他接回，烏蘭把這個“秘密”告訴了兒子。有一次，兒子在和同學聊天時無意中提起，“我爸是南方孤兒”?！拔覌寢屢彩?。”就這樣，嘎魯知道了此事。

　　嘎魯到錫林郭勒盟報社發了一個登報啟事，建了微信群，逢年過節大家互相問候，平時一起聚餐、參加活動，“哪位兄弟姐妹家里有困難或者生病住院，我們都能出一份力”。

　　自2000年起，嘎魯他們踏上了尋親之路。

　　起初，王志強對于尋親很矛盾，“既想知道答案，又覺得沒有必要，尋親這件事，除非對方真的想來找你，否則不會有結果”。

　　2007年，王志強準備了一些尋親資料，和愛人烏蘭抱著“去旅游”的心態，和同伴一起到上海兒童福利院舊址尋親。

　　幾次的尋親會都沒有實質性結果。2015年9月的一天，他接到一個來自安徽的電話，“對方問了我一些信息后，說我是他的弟弟”。不久后，這家人來到錫林浩特，王志強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極度渴望和失散親人團圓的雙方就這樣認了親。后來，在公安機關開展“團圓”行動中，王志強才發現他們的DNA比對不上。

　　尋親路上，當地公安民警，還有志愿者成為強大后盾。

　　錫林郭勒盟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大隊大隊長烏達木被稱為“尋親大使”，他對王志強說：“叔叔，您放心，我們一定幫您找到家人。”

　　錫林郭勒盟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大隊通過分析，在比對王志強的DNA數據后，發現幾個江蘇省常州市崔家村的家系，可能與他有親緣關系，隨后把情況通報給江蘇省宜興市尋親志愿者團隊。

　　2023年12月14日，尋親志愿者昌江濤和幾位志愿者來到常州市崔家村實地走訪。在征得對方同意后，由專業人員采集可能是王志強親屬的人員血樣，寄回錫林郭勒盟公安局進行DNA數據復核比對。

　　當昌江濤聯系到崔文炳想要采血時，他卻拒絕了。昌江濤很納悶，“正常人家能找到親人應該高興啊！”

　　原來，崔文炳之所以不想采血，是因為之前也有過認錯親的經歷。后來，他說：“在志愿者鍥而不舍的堅持下，我同意了采血?！?/p>

　　此次親人相認，崔文炳與王志強都感嘆道，“真的要感謝錫盟公安局，感謝志愿者，正是他們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親人”。

　　幫助更多人圓夢

　　事實上，大多數自發尋親過程十分不易，僅憑外貌特征無異于大海撈針。

　　轉機出現在2021年，公安機關深入開展“團圓”行動，依托打拐全國DNA數據庫，幫助失散的人找尋家人。

　　烏達木說，當時有意向尋親的“國家的孩子”來到居住地派出所登記，采集完血樣后再送到技術大隊進行檢驗鑒定和分析。當年就有兩人尋親成功，現居住在錫林浩特市的蘇和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65歲的蘇和從小在一個幸福的家庭長大，“我還有個妹妹，父母卻總是偏愛我”。在他的記憶中，家里特意買了一頭奶牛給他吃奶，每到過年衣服從里到外都是新的，上初中時就有了手表……后來，蘇和的父母告知了他的身世，他記得那天放學回家，家里坐滿了人，“連住在旗區的爺爺奶奶都來了，我父親說要宣布一件事……”

　　養父母離世了，蘇和開始想解開疑問：“我到底來自哪里？我還能見到親生父母嗎？”自此，蘇和踏上了尋親之路，到上海、江蘇等地參加尋親會。2016年，蘇和在江陰尋親志愿者協會幫助下，采集了血樣、做了DNA比對，然而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

　　2021年5月，得知可以去當地公安局通過采集血樣、分析比對DNA數據尋親，蘇和來到錫林郭勒盟公安局采集血樣。

　　烏達木將采集來的血樣錄入DNA數據庫，刑偵支隊技術大隊的青年警員們馬不停蹄地展開DNA比對工作。與此同時，遠在江蘇的尋親志愿者挨家挨戶尋訪，廣泛搜集曾送出孩子家庭的親屬血樣。

　　據烏達木介紹，通過DNA數據尋親，是當前準確性最高的一種手段，但前提需要雙方的DNA數據都錄入數據庫。盡管現在儀器設備越來越先進，數據檢測的速度越來越快，但拿到DNA數據之后，仍面臨大量的工作。

　　烏達木說，尋親雙方兩個地區的公安部門需要對接，當地尋親志愿者團隊需要跟進核實。從發現可能的家系范圍，到逐步縮小范圍直至精準鎖定，需要幾個月甚至十幾個月的時間。

　　如今，這些當年的孩子大多已年過花甲，隨著年齡增大，對他們而言，團圓的機會更加寶貴。31歲的民警于海霞時常加班，“為了快一點、再快一點，我們總是守在機器旁邊，出了結果馬上進行下一步工作”。

　　好消息很快傳來。2021年7月，蘇和的DNA比對成功了，他的家人在江蘇宜興官林鎮。接到尋親成功的電話后，蘇和不敢相信，激動得幾個晚上沒睡好覺。

　　兩年來，蘇和同宜興的親人聯系密切，經常打電話、發微信。2023年7月，蘇和的哥哥姐姐帶著兒女，一共12口人，驅車來到錫林浩特，在草原上游玩，吃手把肉、烤全羊。蘇和找出當時的錄像給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看，他們一家人在蒙古包里載歌載舞、把酒言歡。

　　開往草原的兒童專列

　　蘇和將尋找到親人的好消息，在微信群里分享給更多人，他們希望接上這份好運，早日圓尋親夢。

　　蘇和特別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已92歲高齡的姜永祿老人。姜永祿此前是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旗醫院的領導，當年，他帶隊不遠千里、長途跋涉，把300多個孩子從上海接到內蒙古，其中就有蘇和。

　　1月10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來到錫林浩特市姜永祿老人的家中，書桌上堆放著幾十封信，姜老正翻看著來自呼和浩特市、北京、上海等地的信件。

　　提及當年錫林郭勒盟接回孩子的話題，耄耋之年的姜永祿仍能清晰地說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1959年12月，內蒙古召開四級干部會議，各盟市、旗縣、蘇木鄉鎮重點衛生院的干部都參加了。會議決定，在5個旗縣設立育嬰院，由保育員照養孩子們一段時間，待他們恢復健康、適應了當地氣候時，再交給牧民撫養。

　　“我一生中參加過不少會議，這次會議是最長的一次，為期40多天?！苯赖撜f。

　　會議一結束，接入南方孤幼兒的工作正式開始。新蓋了兩排木質結構的房子，搭建小桌子、小椅子、小床，裁剪嬰兒衣服，給保育員授課培訓，各項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1960年8月24日，姜永祿帶著由醫生、護士、保育員、會計組成的16人小組出發了。幾天后，他們抵達上海市育兒院，眼前的孩子們幾乎是清一色的大蘿卜頭、大肚子、細胳膊細腿。

　　經過一個月認真細致的準備，當年9月底，接運小組帶著采購的藥品、氧氣、紙尿片等物資，接上孩子們，坐上了開往北方的火車。鐵路部門特批兩節“兒童專列”車廂，駛往1800公里外的內蒙古。

　　“這些孩子中，最小的幾個月，最大的幾周歲。”姜永祿回憶說，孩子們一會兒哭，一會兒尿，一會兒喊餓，火車行進的兩天兩夜時間里，接運小組的工作人員幾乎沒有合眼。

　　火車到達張家口站時，大街上正在耍龍燈舞獅子慶祝，姜永祿這才反應過來，“今天是10月1日國慶節??！”

　　抵達后，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包德明帶著兩輛大轎車來接他們，先把孩子們送到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在當地休整兩天后，再把孩子們送到錫林浩特市、蘇尼特右旗、阿巴嘎旗、西烏珠穆沁旗等地設立的育嬰院。

　　“我們一共走了6天，長途跋涉，順利接回了這些孩子。”講到這里，姜永祿長舒了一口氣。

　　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孩子們

　　在阿巴嘎旗，當地舉全旗之力，精心養護這批孤幼兒。

　　憑票供應的細糧對孩子們全面供應；旗供銷社難得來了兩箱蘋果，都留給孩子；奶粉庫存告急，供銷社科長騎馬下牧區尋找奶源，勒勒車（草原上使用的運輸工具——記者注）拉回冰凍的奶坨子，“有的茶缸大、有的碗大、有的鐵鍋大，一看就是從各家各戶搜集來的”。這些難忘的一幕幕在姜永祿頭腦中閃現。

　　收集牛奶時，供銷社要給牧民錢，有的牧民急了。講到這里，姜永祿提高音量，模仿牧民的口吻說：“這不是國家的孩子嗎？這奶子是給國家的孩子喝，不是來賣的！”

　　一份份記錄當時情況的史料，見證著內蒙古人民對這些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錫林郭勒盟檔案館查閱到一份泛黃的資料——《錫盟1960年到1963年移入兒童工作總結》中記錄著收養、領養兒童的情況；育嬰院的情況；收養兒童的飲食、營養情況、伙食標準、存在什么問題，兒童領養情況等內容。

　　一份西烏珠穆沁旗育嬰院的物資清單，詳細記錄著物資的規格、數量、新舊程度，“小孩鞋22雙，舊的”“絨衣30件，舊的”“小孩絹布40個，新的”。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內蒙古傾其所有，把最好的東西留給這些孩子。

　　孩子們在育嬰院里調養一年后，轉交給牧民領養。就這樣，王志強被養父玉力格圖收養。他后來聽人說起，當年養父解開胸前的扣子，把不到兩歲大的他摟入懷里，另一只手勒緊韁繩，騎馬把他帶回了家。

　　王志強的養父玉力格圖與養母關俊茹在包頭相識、結婚，1954年來到錫林浩特市生活。養母在供銷社上班，時常會積攢一些餅干帶回家，王志強形容，自己從小是吃著“牛奶泡餅干”長大的。

　　身體養得越來越強壯的王志強很調皮。玉力格圖當時是錫林郭勒盟水利工作隊隊長，在錫林河畔修建水庫時，為了方便工人休息，就地搭建了帳篷，王志強拿石頭把帳篷的玻璃打碎了?！案赣H知道后，要教訓我，母親就趴在我身上擋著。”王志強回憶道，那時大家都說，“強子，你母親對你真好??！”

　　跨越時空的恩情、親情接續

　　認親后，王志強片刻沒閑著，被邀請到各家各戶吃家宴，餐桌上的話題不經意間就會回到“過去”，他向家人講述著兒時的一幕幕，稱自己在養父母的悉心呵護下長大，“小時候沒受過一點兒苦”。

　　在一次次交談中，王志強和親人了解彼此過去的生活，知曉了內蒙古、江蘇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共享親情之樂。

　　1月13日，老家的孫女帶著王志強和烏蘭游覽了天寧禪寺、青果巷等常州著名景點，他們還在老家完成了祭祖儀式。

　　之后，一家人圍在一起吃團圓飯，崔文炳燒了一桌地道的常州菜，王志強又加了一道內蒙古美食蒸奶豆腐，把帶來的內蒙古特產牛肉干、蒙古奶糖分給大家吃。一家人吃菜、暢談、歡笑，許下了一個約定，“待到7月草原最美的季節，我們再相聚”。

　　1月16日，王志強和烏蘭返回了錫林浩特，他們著急回家照顧孫子，置辦年貨。在內蒙古生活了60多年，王志強在草原上長大、結婚、生子，他早已成了內蒙古人，王志強說，“認了親，我也不會改名，養育之恩大于天，我們一家人還要繼續留在內蒙古生活”。

　　連日來，相繼認親成功的消息，帶給烏達木和同事們無限的力量，成為他們繼續做好工作的動力。烏達木把最近從宜興帶回的30多份血樣，與已收集到的129位尋親人員DNA進行比對分析，“相信很快又會有團圓的好消息”。

　　目前，錫林郭勒盟公安局已經幫助11位“國家的孩子”找到了親人。烏達木說：“我們會堅持找下去，讓刑事技術手段為群眾服務，為他們圓夢?！?/p>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石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