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法律讓仗義出手相助者無后顧之憂

　　專家解析惠州宵夜店老板止暴被圍毆案

　　□ 本報記者 文麗娟

　　□ 本報見習記者 孫天驕

　　6月19日，廣東惠州華陽工業園發生一起毆打他人事件。惠州警方當天發布通報稱：經初步調查，主要犯罪嫌疑人洛某龍與其女友及4名同鄉行至案發地時，因發生爭執進而毆打女友，附近宵夜檔主譚某夫婦上前制止，其間被洛某龍及同鄉打傷。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抓獲。

　　該事件引發社會關注。人們在對打人者表達憤怒的同時，也看到了人性的閃光點——打人現場，宵夜店老板見義勇為出手相助。網絡評論區里，引發了網友對見義勇為的熱烈討論，大家在紛紛為宵夜店老板點贊、希望對其進行獎勵的同時，也有不少人捫心自問：如果當時自己在現場，會不會、敢不敢出手相助？

　　多位法律專家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國法律鼓勵正當防衛、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社會層面應該給見義勇為者足夠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顧之憂。

　　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兵說，通過看視頻和警方通報，宵夜店老板主觀上是為了保護他人，阻止正在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與不法侵害人勇敢進行斗爭，應該認定為見義勇為。

　　“見義勇為作為一種事實行為，只要在緊急、危難的時刻，行為人出于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就應當被認定為見義勇為行為。一是主觀上出于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的目的；二是實施了同正在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救人的行為；三是具有不顧個人安危的情節。”張兵分析說。

　　據公開報道，宵夜檔主譚某夫婦被打傷，目前正在醫院救治。有網友提出：像譚某夫婦這樣因見義勇為而受傷的，該由誰承擔法律責任？絕不能讓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謝澍告訴記者，對于一般的見義勇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今年3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編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見義勇為等進行了細化，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受害人依據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請求受益人適當補償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受害人所受損失和已獲賠償的情況、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經濟條件等因素確定受益人承擔的補償數額。

　　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中，很多人在他人面對危險時都會想要出手相助，但同時也有不少顧慮：這樣做會不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會不會被施暴者盯上，影響自己及家人今后的生活？如果出手太重將施暴者打傷，自己會不會面臨賠償乃至被刑事處罰？

　　對此，張兵說，群眾伸張正義時需要注意，一是區分不法侵害與相互斗毆；二是見義勇為的目的在于阻止不法侵害以及實施最大的救助，不宜明顯超過必要限度。

　　“群眾出手的邊界在于是否防衛過當，認定防衛過當應當同時具備‘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損害’兩個條件。”謝澍說，現實生活中，正當防衛案件有時存在證明上的困難，尤其是在密閉空間、監控死角等場合，往往雙方各執一詞，難以認定。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防衛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由人民檢察院進行舉證。

　　謝澍指出，在規范層面仍然缺乏對于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的全國統一規定，各省市所依據的大多為地方性法規，其標準存在一定差異。法律保護見義勇為應當更加全面精細，在全國范圍出臺權威、統一的認定標準。

　　張兵也提到，目前從法律到相關司法解釋，再到地方性法規，都有不少有關見義勇為的條款，體現在見義勇為者法律責任的豁免、合法權益的保護、因救助行為受損害的補償等方面。但認定標準還需進一步細化，對見義勇為者的權益保障和獎助力度也不夠規范統一，對于救助人享有的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足以覆蓋其所受的損失等情形，有待進一步完善補償制度，實踐中也需要進一步明確相關權益保障工作的責任部門，確保仗義出手的人沒有后顧之憂。

　　浙江工業大學文化與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石東坡認為，對見義勇為的法理認知亟待更新，見義勇為具有雙重法益的保護意義，一方面按照法益理論，見義勇為是為個體權益的挺身而出、即時保護；另一方面，見義勇為在根本上是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與保障。

　　因此，他建議，應在公法層面健全和完善、強化和細化見義勇為的法律保障。目前公法層面的優撫待遇、烈士褒揚等規定實際上已經彰顯見義勇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性質和意蘊，而公法上的優先、應急和持續的生活保障等規定尚待充實和提升，否則不足以彰顯其鼓勵、弘揚的風尚倡導。

　　“見義勇為的獎助力度、傷殘救助的程序、內容與程度需要加強，應建立常態化救助保障制度，充分體現對見義勇為行為人的社會尊崇；將見義勇為納入單獨或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運用檢察監督支持起訴、公益訴訟等方式展現應有的社會支持。”石東坡建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