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藏在很多人的求醫路上，盡管有時候不那么顯眼，但總有人繞不開他。

　　劉晶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這位60多歲的老人突發心梗，面積達到95%以上，老家山西侯馬的醫院不敢冒險手術，只能轉診到大醫院。劉晶和丈夫又因為疫情被封在了小區無法陪同。最后，他們找到了馬建，一位北京的陪診員。

　　這次陪診是從北京西站開始的。心梗讓劉晶的父親只能依靠輪椅出行，陪他一起到北京的另外兩位家人也都60多歲了。他們不會用智能手機打車查信息，使用健康寶掃碼都需要一步步指導。馬建必須到火車站接他們，給他們安排好方便的酒店，帶他們做好入院需要的核酸檢測，還要告訴他們附近的超市飯館在哪里，再把病人送到安貞醫院急診住院。

　　馬建說，這個單子他起初是不敢接的，60多歲的老人從山西來北京，萬一出現什么意外，家屬又不在身邊，風險性太大了。但是劉晶在電話里告訴他可以錄音，可以寫任何免責書，“我聽到這話的時候，我想我也有父母，我就算幫個忙。如果我們不去的話，確實就沒有人幫他做這些事情。”

　　2020年，“社群健康助理員”作為一個新職業，被正式寫入職業分類。而在很久之前，就有一群人為患者提供預約掛號、繳費、取藥、辦理住院手續等服務。

　　漫長和煩瑣的就醫過程中，陪診員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但是很多人相信，他們是曲折的跨省求醫路上的一條捷徑。網上掛號沒有普及的年代，馬建幫客戶熬夜排隊掛號；如今，他在北京完成不需要本人到場的檢查和前期工作。“如果北京專家說可以來北京做手術，再讓患者本人來預約檢查手術。替他們省下不少時間和住宿成本。”甚至，當患者本人無法來北京時，馬建還會在醫院門診撥通電話，讓患者和醫生直接電話或者視頻對接。最長的一次，醫生和患者在電話里溝通了兩個小時。

　　前幾天，馬建陪診過一位來自天津的嗜鉻細胞瘤患者，這種疾病被稱為“高血壓殺手”，會使患者血壓極其不穩定，甚至升至200mmHg以上，可能危及生命。老人急需手術，且手術前必須服用α受體阻滯劑(一種專門的控制嗜鉻細胞瘤血壓的藥物——記者注)，并且要在各個科室來回奔波會診。老人自己走完這個流程可能要兩周，且進出京津兩地需要頻繁的核酸檢測。而這些復雜的前期準備就由馬建代為完成。他也遇到過一個云南三歲的孩子意外跌倒后發生了顱腦損傷，在云南當地的醫院頭顱CT顯示腦部積水嚴重，當地醫院的方案是需要開顱減壓，否則輕則影響智力發育，重則危及生命。家長害怕風險，不敢手術，就掛了一個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號讓他代問診。專家讀片后，詢問了孩子的基本情況、目前顱圍，認為保守治療也完全可以有效解決患兒的問題。家長也就放心地選擇了保守治療，最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

　　馬建說，在北京像他一樣專門做陪診的人其實并不多。陪診員火了之后，很多人只是跟風在網上拍視頻、賣課，真正去干陪診員的人沒有太多變化。正常情況，馬建的陪診也就一天兩單，上午一單下午一單。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醫院的單子他都快接不過來了。在馬建的網絡店鋪中，跑腿陪診這項的購買數量超過1萬份，月銷量大于1000，粉絲有1700多人。

　　馬建也說不清，他是什么時候開始做陪診工作的。2013年，馬建的一位朋友需要在北京看病，馬建替他在現場排隊掛號，“排了一晚上隊也沒有掛上，號都在黃牛手里。”當時馬建正好從前一個工作離職，幫朋友掛號這件事啟發了他，“外地來北京辦事兒的人肯定特別多，各方面的都有。”他開始在北京做跑腿代辦。

　　馬建稱，一開始他什么活兒都接，包括代辦簽證、去學校取成績的活兒。陪診方面主要是為復診患者代開藥。疫情之后，醫院的單子變多了，簽證的事兒少了很多，這兩年他還組建了陪診團隊，基本只在忙醫院陪診的工作。

　　馬建的不少客戶都是病情危急、行動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戶在治療過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隊繳費取藥時，他也會偶爾墊付上千元費用，這比陪診服務費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戶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證等有效證件和病例等隱私信息寄送給陪診員。從業9年來，馬建還沒有遇到過與客戶關系緊張和遭遇官司的情況，“找陪診來北京看病，都是很著急的人，很多病的治療本身就是在趕時間。人家都走到找陪診這一步了，沒必要專門來坑我。”除了馬建這樣的私人團隊，網上還有許多陪診公司，大部分都是服務于某一個城市。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診公司也會找到北京的陪診員——如果有當地的患者需要來北京，他們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診員建立合作。“當地的看不了就去省會城市看，省會城市也看不了就到北京上海這種一線城市來看。”

　　遇到疾病，人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大城市。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20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三級醫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醫患者達到599萬例，異地就醫(包括省內異地就醫和跨省異地就醫)總人次達到了8238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這一龐大的數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減少。馬建近期的服務對象中，超80%都是外地患者，因為疫情或者身體原因不方便自己來醫院的，就把所有的資料證件寄給他，讓他去醫院問診拿藥，然后再快遞回去。

　　還有一些亟待進京進行復查和化療的癌癥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診。何英珍就是因為這個聯系上馬建的。疫情之前，何英珍一直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化療，年初出院后需要定期來醫院復診開藥。5月北京疫情嚴重，住在石家莊的何英珍一直無法進京，4月在腫瘤醫院的ct和化驗報告單還沒有打印，而她的化療方案中一種最新的抗癌藥物在當地很難買到，28天一次的化療周期又不能等人。如果中斷治療，等待何英珍的是腫瘤的復發。程寒梅也是疫情期間聯系上馬建的客戶。2020年下半年，程寒梅從北京搬到燕郊生活。從今年3月開始，燕郊和北京接連發生疫情。程寒梅說，封控的那些日子，她一天要吃4次止痛藥，“身上疼得要命，也不想給政府添麻煩。”解封之后，原來一直帶她看病的燕郊朋友卻沒有辦法進京了，她在網上找到了馬建，到檢查站接她到北京的醫院看病。

　　一般情況，馬建每天早晨5點就起床，8點之前就要到達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安貞醫院、腫瘤醫院……馬建陪診常去的都是這些比較擁堵人多的大醫院，很多患者在當地看完病之后，還想來北京的大醫院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治療方案，或者在當地的治療效果不好，想來北京看看是否誤診。

　　也有劉晶父親這樣，當地醫院不敢手術要求轉院的情況。當時，劉晶心梗的父親在侯馬的醫院已經耽誤了一些時間沒有治療，劉晶說，“當時很著急的。那幾天我們都睡不著覺，白天晚上一直在想怎么辦。”

　　劉晶和老公都是80后獨生子女。起初，劉晶是想自己申請陪同父親去北京就診的，被封控在家的她給當地的社區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出去帶父親就診，沒有被允許。

　　“我特別心酸，也不能違反抗疫政策，就困在這里了。”這時候，她老公在網上找到了陪診員馬建，希望他在北京帶父親到安貞醫院手術治療。

　　疫情之后，陪診員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視野中。王悠潔的孩子是一名罕見病患者，上海發生疫情之前，住在浙江南潯的她每個月帶著孩子去上海的醫院看病。在全國，治療這種罕見病的專家只有兩位，一位在上海，另一位在北京。

　　王悠潔稱，小孩子因為疾病，不能長時間在陌生人多的公共場合出現。去北京坐飛機，需要在公共空間太久。然而4月上海疫情，城市被封醫院進不去，北京還能正常接診，因為要定期去醫院，她不得不掛了北京的號。

　　在買好前往北京的機票到達杭州蕭山機場的時候，王悠潔和家人的北京健康寶突然出現彈窗不能登機，去不了北京，王悠潔的哥哥幫她聯系到了陪診員馬建。

　　因為病情特殊，也沒有在北京看過病，王悠潔給馬建發了幾十頁的電子資料掃描件，通過馬建的電話和北京的醫生交流。王悠潔說，從浙江到北京看病，當天不能往返，機票酒店要幾千塊，目前從北京回到浙江還需要隔離。帶孩子去一趟耽誤太多時間精力了。

　　但是，王悠潔說，如果上海開始復診，她還是想親自帶著孩子去上海看病，去上海一趟開車一個多小時比較方便，還可以當面和醫生交流，“代問診從電話里醫生看不到孩子，我也看不到醫生的細微面部表情。”

　　王悠潔稱，她之前沒有聽過陪診員這個工作，這次因為疫情孩子無法看病才發現淘寶上有很多這種服務。和她一樣，劉晶也是因為父親的病才第一次接觸陪診員，當時感覺“一下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劉晶和她的丈夫都是獨生子女。她說，在疫情防控允許的情況下，自己會盡可能地陪同父母看病，未來迫不得已的情況依然會找陪診服務。“我們有4個老人要養，還有孩子。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的時候，不會想這么多。很多是精力上真的顧不上，我們把能想的辦法都想了，實在是有心無力。”

　　(文中除馬建外，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安琪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