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誕生的那個深夜，蔡聰偷偷戳了戳她的臉。初為人父，他看不見孩子，但感受到了嬰兒面頰的柔軟。

　　剛剛經歷了陣痛和分娩的肖佳則是通過聲音認識女兒的。“小家伙的啼哭很溫柔。”她驕傲地想，“果然是我的寶貝，真可愛。”

　　蔡聰和肖佳是一對視障夫婦，女兒出生前，他們拒絕了胎兒基因篩查。

　　幸運的是，蔡孟熙擁有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她什么都想看，繪本、動畫片、闖進帳篷的小蟲和上學路上的風景，她用白紙貼圣誕老人的胡子，拿3種不同深淺的綠色畫樹葉。

　　今年9月，蔡孟熙開始讀小學，蔡聰讀博。“我們都是一年級學生。”父親對女兒說。他10歲確診青光眼，視力跌得很快。總有人說“這孩子可惜了”，但蔡聰讀書、創業、做公益、運營視障者的媒體平臺，備考兩年博士“上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位視障博士新生。肖佳也沒有徹底圍著孩子轉，她有自己的美妝事業，追求“不被人定義”的美。

　　人生中的很多可能，他們都不愿錯過，包括成為父親與母親。但在做了這個決定后，他們還要跨過很多關卡。

　　我國約有視障人士1730萬，不是每個人都會組建家庭。肖佳說，一些視障女性，其實不是自愿嫁人或生育，只是“以女性身體的屬性，被(家人)分配的”，嫁給那些“條件差、找不到老婆的人”。

　　蔡聰和肖佳是幸運的。

　　1

　　2015年1月，蔡聰和肖佳結婚了。他們開始被頻繁問及： “看不見的人，能不能生孩子？能不能帶好孩子？帶出問題怎么辦？孩子將來長大，會不會不健康？”有的問題更加尖銳，比如“殘障人士生孩子，是不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

　　在蔡聰看來，作好準備，對一段親密關系、一個新生命負責才是關鍵，無關“殘障”。一結婚，他和妻子就戒酒、不吃燒烤、補充營養，向別的視障父母學習生育經驗。

　　那時，肖佳在一家公益組織做志愿者項目管理。備孕幾個月后，有一天，她穿著小禮服和高跟鞋，在活動現場感到頭暈目眩。她買來驗孕試紙，請女同事幫忙看，結果是“已孕”。

　　肖佳看不到自己外形的變化，但劇烈的孕吐和肚子的隆起提醒著，她將要成為一名母親。產檢做B超檢測，肖佳聽到了“特別快”的胎心，一下子覺得生命無比真實。她至今記得第一次感覺到胎動的時刻，“像肚子里有小魚在吐氣泡”。

　　一向愛美的肖佳，穿上了“一看就是個孕婦”的衣服，想在公共場所保護好孩子。冬天她裹得厚，下班一個人擠公交時，她怕人看不出肚子，刻意用手護著。一次，車上人太多，肖佳被擠了一下。她著急地說：“你別擠，我懷孕了。”

　　她和丈夫對孩子充滿想象，“眼睛一定要像爸爸，眉毛、臉型要像媽媽”，連腳趾甲都被琢磨好了，“得翹著長，不容易得甲溝炎”。

　　然而，當產檢醫生建議這對夫妻趕緊做基因檢測、以防“孩子也看不見”時，他們拒絕了。研究數據表明，人體中有近400個基因可遺傳導致眼病，遺傳性眼病有近580種。實際上，在我國，遺傳性眼病發病風險率在4%左右。

　　懷孕五六個月時，通過一堂免費的英語課，肖佳接觸到一位70多歲的外籍視障志愿者。肖佳問他，“你的眼病是母親遺傳，你有沒有恨過她”。對方反問肖佳“為什么”。他受到母親影響，才從事公益事業，并且，一直為母親“感到驕傲”。

　　肖佳內心釋然了一些。而在蔡聰看來，殘障兒童一樣有活著的權利。他和妻子沒想過孩子長成“社會標準期待的樣子”，只想讓孩子成為他自己。

　　“這是一個新的生命，我們參與一個新的生命的成長，就夠了。”蔡聰說。

　　2

　　蔡孟熙和母親同一天生日，她健康、活潑，雙眼有父母的輪廓，卻沒有他們的遺憾。

　　總有人夸她“長得真好看”，蔡孟熙會眨巴著大眼睛，非常得意地說，“我就是取了我爸我媽身上所有的優點”。她還格外開朗——家里來了客人，她會倒立、轉圈，求著人家在畫板上畫畫。

　　肖佳想努力做好母親。第一次抱孩子，嬰兒沒有支撐力的頭從她的肘縫往下掉，她“急得要死”。母乳對不準孩子的嘴巴，她學會了一只手摸寶寶的臉，一只手喂。如今，肖佳當時的崩潰已經變成了一句玩笑，“感覺寶寶整個人只剩一張嘴”。房間夜里不開燈，“反正也看不見”，夫妻倆靠聽哭聲辨別孩子的需要。

　　在夜晚安靜的時刻，肖佳會在一片黑暗中，傾聽寶寶的呼吸聲。打呼嚕可能意味著鼻塞，棉簽進不去嬰兒的鼻孔，蔡聰曾用嘴巴把女兒的鼻涕吸出來。

　　蔡孟熙5歲以前，她的祖母放心不下，一直陪在她身邊。蔡聰會趁母親出門買菜時，偷偷練習換尿不濕。肖佳則會和婆婆爭取“自己抱孩子出門”的機會。夫妻倆曾嘗試一家三口出門，肖佳抱著孩子，蔡聰跟著一起溜達。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們都在努力換取老人的信任，目的是讓老人“放手”。

　　有一次，肖佳趁婆婆不在，帶孩子下樓玩耍。因為要抱孩子，她沒有拿盲杖，一步一步挪下臺階，十幾個臺階，挪了十來分鐘。成功抵達的那一刻，蔡孟熙突然笑出聲來——原來是迎面走來的鄰居阿姨向她打招呼。

　　肖佳忽然意識到，蔡孟熙已經變成自己的另一雙“眼睛”。“她會跟大家打招呼，也能在遇到危險時提醒我。”

　　肖佳組建了一個視障女性交流微信群，成員的年齡范圍是20-50歲，如今已有190多人，大家經常在群里談論煩惱和經驗。肖佳一會不看手機，群消息就能堆幾百條。有人想和視障男友逃出家門結婚，但身份證被家里扣著；有人費勁兒網購了月餅，卻被婆婆、老公說“亂花錢”“狗都不吃”；有人當了母親，但只能充當奶媽的角色，婆婆不讓她抱孩子、跟孩子一起睡覺，怕她“把孩子壓死了”。

　　沖奶粉、換尿不濕、帶孩子上醫院——明眼人能做到的事，對她們來說很困難。隨便一道關卡，就可能絆倒一個母親。她們在群里互相交流學習，比如在醫院向導醫尋求幫助，規避無障礙設施不完善的麻煩；拿膠布貼在水杯刻度處，給孩子沖適當劑量的奶粉；利用有語音播報的智能溫度計，給發燒的孩子量體溫。

　　有些人順利過關，另一些則被攔在了某個環節。

　　蔡孟熙慢慢長大，祖母越來越少插手。因為身體原因，老人去年回到湖北老家休養，“把家留給他們一家三口”。

　　3

　　如今，都是蔡孟熙領著父母出門。她會提醒他們拿盲杖，會提示路上的臺階、坑洼。蔡聰跟女兒開玩笑說：“你就是我的導盲犬。”有時候，蔡孟熙在路上走神兒，蔡聰就調侃她：“你工作一點都不專注！”

　　他看不見女兒的個頭，卻能通過其他方式感受到孩子的成長。比如把女兒抱起來，能感覺她變長了，變重了；比如發現女兒學會收拾房間、給沙發上小憩的媽媽蓋被子。

　　家里貼滿了蔡孟熙的畫，有挺拔的大樹、青花瓷碗里的拉面、五彩的兔子。

　　給媽媽“看”自己的畫時，蔡孟熙會抓起母親的手指，撫摸畫面的紋路，同時解說“這個地方畫了一個太陽，這里畫了個房子”。她說得很細，包括房子是什么顏色，用蠟筆還是水彩筆涂的，還有卡通女孩頭上戴著綴滿小珠子的發飾，梳著牛角形狀的發髻。有時，為了說得更生動，她還會用手指在母親手臂上劃動。

　　肖佳記得，女兒3歲大時，就會主動用他們都能理解的方式交流。蔡孟熙從來不會說，“媽媽你看”，而是會拉她的手，去輕輕觸摸，“這是我搭的積木”。

　　對蔡孟熙來說，有一對看不見的爸爸媽媽沒有什么大不了。爸爸雖然不能和她一起踢球，但可以拿讀屏軟件給她講故事，陪她在家里又跑又鬧。媽媽雖然不能騎電瓶車送她去學跳舞，但能一起享受沿途風景的美好。她自己喜歡繪畫，“用眼睛給路上的花拍照”，用大腦存檔，回到家就畫下一朵花。

　　蔡聰知道，大部分殘障者家長，包括家里的老人，對孩子提到“殘疾”非常敏感，連帶著影響了孩子的觀念。有的小孩長大結婚后，不讓視障父母參加婚禮，覺得很丟臉。每次，蔡聰拖家帶口回到老家，總有長輩教育蔡孟熙：“爸爸媽媽看不見，你要多承擔一點。”

　　不光是家人，有路人遇見拄著盲杖的肖佳和跑得很快的蔡孟熙，也會逮住孩子說，怎么能讓媽媽一個人走。肖佳知道那是好意，但她覺得自己可以行走，不需要孩子帶。夫妻倆需要反復對抗人們固有的觀念，對女兒說：“沒關系，你別被干擾，愿意帶就帶，不想帶就不帶，想自己亂跑也無所謂。”

　　比起教女兒放開手，他們更擔心自己放不了手，“尊重孩子的天性，父母就得跟自己戰斗”。

　　4

　　有一天早上，蔡孟熙忽然有了“打扮”的意識，要自己搭配服裝，從那天起，穿衣服的事，肖佳就讓女兒自己作決定。下雪天，蔡孟熙非要穿網眼運動鞋去上幼兒園，她也不干預。那天，肖佳沒問孩子冷不冷，蔡孟熙也沒再提這事，只是不穿單鞋了。夏天，蔡孟熙想穿一套厚實的漢服裙，一雙大靴子，后來她“熱昏了”，再也沒這么干過。

　　“這些小錯的結果是可控的。”肖佳表示，她和丈夫想讓女兒擁有感受自然結果的權利，不想強制她、控制她。

　　蔡孟熙還是習慣性地問爸爸，我可不可以吃3個果凍？可不可以現在就看電視？問得多了，蔡聰就會告訴女兒：“你不要老問我啦！你都這么大了，我也不想老是給你的人生作判斷。我告訴你標準，你要自己去琢磨。”

　　另一些“標準”，則常常讓這對夫妻感到焦慮。肖佳說，看得見的家長，走在路上就可以教孩子認招牌上的字，從垃圾分類示意圖，到公交站牌，再到零食包裝，一個個地教，比如“大，白，兔”。但視障父母做不到這一點。

　　蔡聰也試過“雞娃”，買來識字卡。但沒有家長對著卡片上的畫面引導，孩子很難產生興趣。偶爾孩子感興趣，他又不能馬上告知卡上的字是什么。識字卡最終被丟到一邊。肖佳最初嘗試使用過很多閱讀工具，都滿足不了女兒的閱讀需求，更別說什么親子閱讀繪本。

　　蔡聰開始放棄這些“標準”。他也熟悉4個雙視障家庭，都有孩子。他覺得這些家庭充滿愛與快樂，是人們的認知框架，讓“幸福”只有一套標準。

　　“發展親子關系的話，為什么一定要糾結(讀繪本)這件事情，為什么不讀繪本，我和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了呢？”

　　堅定的蔡聰夫婦，也有“撞墻”的時候。

　　有一天，幼兒園老師讓家長下載某App，預約時間給孩子打疫苗。因為需要完成免疫的小朋友太多，學生可以進入優先通道分批次預約，不接受現場掛號。

　　肖佳馬上下載了那個App，但因為無障礙設計不完善，她怎么也注冊不了賬號。預約過期作廢，肖佳急得抓著手機在房間里轉悠，滿頭是汗。她對那個場景記憶猶新，自己崩潰了，一屁股坐在冰涼的瓷磚上。

　　小學臨近開學，學校通知，要去指定的郵箱下載入學指南，夫妻倆發現，郵箱的“無障礙”做得更差，根本無法登錄。肖佳不得不到處求助，找到文件，卻發現“文本”被美化成了“圖片”。她不認輸，想靠軟件提取圖片文字，格式又出現問題，讀屏軟件只能讀出毫無邏輯的文字。最終，她還是把文件發給了明眼人朋友，這才了解到內容。

　　此外，只能本人填單子的銀行業務、圖片形式的“參考書目”、做成圖片的“課表”、需要家長輔導的手抄報作業等，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蔡聰策劃了殘障者推動“大廠”信息無障礙和包容性設計的活動，也不斷呼吁一套適合“融合”的教材出版，希望能改善特殊家庭的育兒現狀。

　　這些客觀存在的困難還可以想辦法解決，人們的觀念則是更難撼動的障礙。蔡孟熙剛出生時，夫妻倆租房子，房東因為他們“看不見”，租得很不情愿，最后松口時，還讓他們簽了免責聲明：無論在房間發生任何事情，都跟房東沒有關系。

　　類似的事情，蔡聰的視障同事在租房時也遇到過。拒絕的理由千奇百怪，“怕盲人在洗澡時被電死”“盲人看不見沒辦法簽字”等。還有一個房主說，“這屋子以后要給自家孩子當婚房，不能租給你們，晦氣”。

　　蔡聰和肖佳有足夠的自信，自己不會被社會的刻板印象影響，卻不能不擔心孩子——學校里的老師、同學，會不會因為他們是殘障群體，對蔡孟熙另眼相待。

　　肖佳選擇主動出擊。她經常接送女兒往返幼兒園，出現在她的同學面前。“了解以后，偏見會少很多”。幼兒園排演三只小豬，每個家長都參與，肖佳領了“旁白”的任務，還找來配樂。現場氣氛熱烈，有小朋友好奇地問她：“阿姨，你拿的是什么東西？”肖佳說，“這是盲杖，可以伸縮，像魔法棒一樣。但你不能老玩它，要不然我就不能走路了。”

　　9月的新學期，蔡孟熙對“上小學”表現得十分興奮。她交到了新朋友，中秋節在家待了幾天，就說“我好想上學”。有一天，蔡孟熙主動跟老師說，我爸爸媽媽都看不見。在肖佳看來，女兒之所以會這么說，是因為她覺得，這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特征。

　　蔡孟熙就讀的小學就在家附近，走路五六分鐘。不久前的一天，肖佳照例送女兒過馬路，小家伙注意到有同學在爸爸的護送下上學，突然特別豪邁地表示，(剩下的一段路)可以自己走，“也許她覺得這樣很光榮”。

　　那一刻，肖佳內心深處開始“作戰”。她想讓女兒試試，卻又遺憾，不能“偷偷地跟在她后面，盯著她進學校”。

　　這個時刻讓肖佳回想起當初。她14歲確診視網膜色素變性，20歲徹底失去視力。21歲時，她要一個人去北京。父親送她登上火車，“我理解了他的心情”。

　　然后肖佳笑了，她選擇了放手，像她父親一樣。

　　實習生 王子伊 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國青年報2022年10月12日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