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旅游博主打卡“網紅”野生景區，一旦遇到風險、發生意外，究竟該向誰追責？近年來，匯集大量旅游攻略信息的社交平臺遇到了新的內容治理難題。

　　業內專家及法律界人士認為，旅游戶外風險需要多方承擔起責任，協同進行治理。博主不能為了博眼球，發布不實信息或有意回避風險，平臺也需擔負起風險提示、內容審核的責任。而游客也應認識到，自愿參加帶有風險的文體活動受到傷害，一般來說風險需自行承擔。

　　旅游信息傳播進入網絡視聽時代

　　社交平臺“出手”治理相關內容

　　中國旅游景區協會副秘書長周莉媛引用的一組數據顯示，2016年至2019年期間，在線旅游預訂用戶呈現快速增長，3年內在線旅行預訂用戶的增幅約是網民數量增幅的3倍，“這顯示出旅游信息傳播將全面進入網絡視聽的新時代，網絡平臺將成為廣大游客獲取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

　　為了給用戶更好體驗，包括短視頻平臺、在線旅游平臺、地圖軟件、點評類軟件等相關互聯網平臺也著手進行出行內容治理。此前，抖音發布了《關于開展旅游招徠治理行動的公告》，對于旅游產品信息的虛假宣傳進行治理。快手也發布了關于打擊違規發布旅游產品信息行為的公告，對相關內容進行嚴格審查。

　　小紅書首席風險官許磊介紹，平臺已連續多年開展內容風險治理工作，今年十一假期前后，平臺內部組建包括生態、安全、產品、運營、技術、審核、客服等跨部門團隊，對出行類內容進行專項優化治理。相關治理措施包括建立風險內容分級管控機制，根據媒體報道、用戶舉報等篩選出明確禁止進入的目的地，對相關內容進行回查清理，上線專項審核策略；其次，對存在風險的目的地、可能存在風險的關鍵詞，在搜索欄等顯著位置進行風險提示；第三，鼓勵用戶對相關違規內容進行舉報，并對舉報入口進行了升級，建立綠色通道加快舉報處理速度；第四，鼓勵博主發布倡議，倡導用戶遵守相關規定，安全出行，避免過度美化，真實分享。

　　野生景區風險收集滯后

　　風險管控需多部門協同

　　根據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數據，目前全國A級景區已經達到1.4萬個。與此同時，重慶李子壩輕軌穿樓等網紅打卡點不斷涌現，戶外運動熱度迅速上升，為相關內容的治理提出了新命題。

　　在治理過程中，互聯網內容平臺表示遭遇多種難題，如野生景區管理尚不規范，信息缺乏，只能根據媒體報道等收集存在風險的景點，存在一定滯后；蹦極、高空秋千等正規開展的景區活動，一旦發生事故責任如何界定等，均對內容治理提出了挑戰。

　　北京聯合大學中國旅游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偉總結了旅游活動中長期存在的風險因素，而對于這些行業風險的治理也存在三大難點：一是旅游概念邊界不清晰，在管理上職責難以劃分；二是涉及部門眾多，需要多個領域部門或機構協同；三是消費者自身對于風險估計不足，對消費者的風險教育不夠。

　　在相對應的平臺責任方面，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認為，不同類型的旅游平臺存在很大差別，要建立與平臺相匹配的責任體制。如果平臺建立起明確的身份管理制度、及時刪除用戶投訴舉報的違規信息、履行安全保障義務對危險行為進行充分提示以及加強與相關部門協同治理。

　　成年人要自擔風險

　　博主發布信息也需自我規范

　　就旅游活動中的安全風險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教授劉文杰表示，《民法典》第1176條可供參照，該條規定，成年人自愿參加帶有風險的文體活動受到傷害，一般來說風險由參與者自行承擔，除非其他參與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

　　作為內容分享平臺上的發布主體，內容創作者在發布信息時需要進行自我規范，也被與會專家認為是重要一環。“在發布景點體驗類信息時，博主不能發布欺騙性誤導性的信息，而如果博主做到真實傳達旅游體驗，并對可能存在的危險進行合理提示，除去極端情況外，這樣的信息一般來說是合法的。”劉文杰教授說。

　　對于旅游和出行相關風險治理，多位專家建議，由于涉及環節眾多，需要多方承擔起責任，協同進行治理。

　　周莉媛副秘書長認為，此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規出臺，為旅游安全提供了切實保障，但面對新業態、新特點，相關部門還需要進一步制定相關政策、行業規范等。

　　周莉媛強調，相關各方需要協同治理，如景區要加強自身風險管理與培訓，各個互聯網平臺需要加強對相關內容的治理，同時建議游客選擇有資質景區景點，創作者不要為了博取眼球發表一些不文明、不安全、不真實的內容。

　　平臺責任并非“難以承受”

　　面對違規行為還得“立規矩”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輝表示，圍繞旅游平臺的社會熱點事件也越來越多，平臺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引起了業內探討。他表示，近年來，國家對于旅游類平臺的監督、要求越來越細致，但是并沒有要求平臺承擔一些不能承擔的責任。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行政部門，做到了行業發展和亂象規制問題解決的兼顧，也做到了平臺的經營者以及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平衡。

　　雖然說現在公眾和輿論一直有要求平臺承擔更多法律責任這樣的呼聲，但實際上，法律機關要求的義務是平臺能夠完成的，比如說通知和標錯的義務等。當然，如果平臺知道違法情況而不制止，追究其責任，或者要求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是理所當然的。對于一些極端情況，比如為了追求流量、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放縱甚至說幫助內容發布者對于存在著風險隱患的景點進行內容發布和生產，平臺承擔的就不僅僅是事故發生之后的連帶責任了，還應該根據《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電子商務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但王輝也強調，立法和司法相對的寬松并不意味著平臺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因為合法合規只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個平臺就算沒有被起訴，但發布了導致游客遭遇傷害的信息，對其口碑也會產生影響。”他表示，平臺要在法律責任以外，意識到自己既是市場主體，也是規制主體，是有雙重屬性的相關方。也要認識到平臺和用戶之間，并不僅僅是司法關系，還可以通過制定規則，對用戶進行權益義務的規制，同時對違規行為進行處罰。具體的措施有法律手段、契約手段，通過多種手段的疊加，建立起事先、事中、事后的規則機制，才能使平臺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做到行穩致遠。

　　文/本報記者 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