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過后，“搶人大戰”硝煙又起。與大學生求職季各地“搶人”的對象有所區別，春節后的“搶人”側重于制造業、服務業的務工人員。由于大批回鄉務工人員尚未返崗，而企業迎來新一輪訂單爆發期，服務業也恢復熱火朝天的場面，用工成本上升、階段性用工短缺問題集中爆發。

　　眾所周知，我國產業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本地勞動人口較為緊缺，對外來務工人員需求旺盛，而中西部地區勞動人口眾多而產業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傳統上扮演了提供勞務輸出的角色。勞動力需求與勞務輸出的空間錯位，是造成節后“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由于疫情，很多人兩三年沒有返鄉探親。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從“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返鄉之路更加順暢，人們期待與親友實現更長時間的團聚。在新的社會發展形勢下，一些務工人員對個人從業意向也有新的考量。因此，企業用工緊張局面在今年年初格外突出。

　　早在春節前，很多地方就未雨綢繆，倡導務工人員“留下過年”，并拿出實實在在的激勵舉措。浙江杭州以每人500元的標準，向堅守崗位的外省籍參保員工發放一次性留工補助；義烏出臺“留義過年”十條舉措，在義參保的非金華籍在義人員每人可申領500元數字人民幣紅包。福建泉州也出臺措施支持企業穩崗留工促生產，節前留泉職工最高獎勵3000元。

　　另一方面，“求職難”與“用工荒”并存的現象不容忽視。在企業亟需人員返崗復工的同時，部分求職者找不到合適的崗位。供需雙方年齡結構錯位、務工人員預期與企業環境錯位等現象，招致勞動力市場出現結構性緊張。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16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7556萬人，比2021年減少了666萬人。在年齡結構上，50歲以上農民工的比重也在不斷攀升，2021年占比達到27.3%。對于偏好年輕勞動力的企業而言，它們如果不改變傳統觀念，在勞動力市場的選擇面無疑日益狹隘。

　　與此同時，勞動者的權利意識逐步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觀念與時俱進。“公司有食宿嗎？伙食怎么樣？”“保險怎么交？公積金有嗎？”“平時加不加班？節假日怎么休”……除了工資報酬，求職者對工作待遇的關注范疇更加廣泛。一些“軟條件”欠缺的用人單位，自然在“搶人大賽”中缺乏競爭力。

　　此外，隨著部分產業從沿海向內陸地區轉移，哪怕薪酬有所降低，但結合當地實際生活開銷，再加上陪伴家人尤其是子女的需求，一些務工人員在權衡之下選擇“在家門口上班”。對于本地勞動人口欠缺、習慣于跨地區招錄務工人員的沿海企業而言，它們為招人要付出更多努力，向就業人群展示招人引才的誠意。

　　“用工荒”與“求職難”并存，看似矛盾，實則是經濟規律的客觀體現，更是推進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直面的課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勤奮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關注就業平等和公共服務保障，是消除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緊張的關鍵。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滲透到各行各業。以機器替代傳統人力，減少對人工勞動力的依賴，成為各行各業的大勢所趨。對新生代的勞動者而言，也要加強自身本領錘煉，傳承工匠精神，掌握一門扎實的技能，在變化的時代中提高職業競爭力。

　　莫莫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