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4月23日電 題：字里行間，印刻香港活字記憶

　　新華社記者 梁文佳

　　“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這是宋代典籍《夢溪筆談》中記載活字印刷的句段。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活字”變幻的視覺盛宴，令世人震撼于東方技藝，至今歷歷在目。

　　少有人知的是，活字印刷在香港中上環一帶興盛一時，成為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重要行當之一。

　　經過上環荷里活道，轉入西街斜坡，拾級而上，一家活字印刷鋪——光華印務矗立近70年。這家印刷鋪的故事，也是香港活字印刷行業發展變遷的縮影。

　　兩代匠心，親歷行業興衰

　　任偉生是光華印務的第二代傳人，這家印刷鋪由他的父親任朝光一手創立。

　　“父親1947年從廣東鶴山來到香港，學習印刷并入行。1954年，父親離開原先工作的印務公司，在鴨巴甸街53號自立門戶，創立光華印務。”任偉生說，自己10歲左右便入行，家中6個兄弟姐妹都是從小做幫手，“放學回到店鋪之后，父親會讓我們去買字粒、油墨。”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印刷業開始騰飛。中環和上環一帶商鋪、銀行林立，對發票、合同、信封、信紙的需求很大，活字印刷因而興盛。

　　“中環和上環一帶那時至少有超過兩百間活字印刷店鋪，相輔相成的店鋪一應俱全，燙金鋪、油墨鋪、鑄字公司基本都能在這一帶找到。”任偉生說。

　　光華印務從最初鴨巴甸街店鋪里租借的一個印刷機位，發展到現在上環西街幾十平方米的印刷店面。任偉生說，這類小店在那個活字印刷的鼎盛時代，多是子承父業，衍生了一批家庭式經營的印刷鋪。

　　不需要人手排版字粒的柯式印刷(膠印)在20世紀八十年代逐漸普及，傳統的活字印刷受到新技術沖擊。

　　到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四大鑄字公司相繼結業。“排一個版如果需要一百個字粒，只要缺少一粒，那就沒辦法印。”字粒與活字印刷相伴相生，在唇齒相依的產業鏈中，鑄字公司的關停對于活字印刷店鋪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

　　曾經忙得熱火朝天的店鋪，現在只剩下任偉生和太太二人堅守。

　　精益求精，再現活字技藝

　　木質字盤上擺放著密密麻麻的鉛質字粒，還有很多字粒被收納在層層堆疊的抽屜格中。任偉生的店鋪里存有數十萬字粒，在外行看來，覓字猶如大海撈針。

　　看似雜亂無章，其實有跡可循。“一般是按廣東話字典中的部首，從一字部一直排到龍字部、龜字部。但有時也按個人的使用習慣，將常用字放在顯眼位置，方便取用。”任偉生說。

　　與現在的計算機排版不同，活字印刷有“執”“印”“切”“釘”四道基本工序，一字落錯便要重頭再來。因此對任偉生來說，“執”字粒是最繁復且考驗技術的工序。

　　他用字鉗在字盤中挑選著合適的字體、字號，然后將鉛字放入盛載字粒的“字的”(擺放字粒的木質托盤)中，再調整每個鉛字之間的距離，行距則要用到一張薄薄的“鉛片”。字粒排版完成后，將印版鎖緊、固定，便可放入機器內開始印刷。

　　在任偉生的店鋪里，兩部引人注目的印刷機，占據了室內近半的空間。

　　其中一部海德堡“風喉照鏡”印刷機買來已有50多年。任偉生介紹，這部機器通過機械風力吸紙，自動送到壓盤印刷，再將印好的紙張收到吸紙臺，1小時可以印幾千張，當年購入時價值不菲。

　　另一部香港制造的“手落照鏡”印刷機，是任偉生的父親購入，操作更加原始——加墨時需將墨汁抹在如銅鏡般的圓形墨盤上，之后便要借助人力壓動手柄。

　　抹墨、鎖版、走紙……任偉生完成一系列嫻熟的操作后，油墨經墨轆帶動至完全均勻，一張鮮紅的“福”字中國結躍然紙上。

　　與時俱進，守護活字傳承

　　在任偉生看來，活字印刷這門技藝既講求技巧，也崇尚美學。字粒的揀選排列、油墨的明暗深淺、人與機器的配合協作都要拿捏精準，最終才能呈現有溫度、有質感的活字印刷作品。

　　活字印刷作為一個行業誠然已經式微，但香港傳統文化保育熱潮的興起，使得活字印刷再度受到關注。2014年，活字印刷技藝被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傳統手工藝”類別。

　　在香港文物保護團體的協助下，任偉生用自己現成的店鋪和既有的活字印刷工具，成立了“活字寶手作坊”。

　　借助社交平臺和保育組織的推介，任偉生基本每周都有兩三場手作坊活動，陸續有學生、志愿團體組織參加。如今，店鋪內除了字粒和印刷機，最多的就是相片、錦旗和獎杯。

　　一天午后，“活字寶手作坊”正準備開門，一群家長、師生十余人早已在店外等候。

　　“帶孩子們來這里就是為了親自體驗活字印刷工藝，通過一粒粒鉛字感受漢字的魅力。”領隊蘇老師說。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揀字、排版、上墨、壓印……學員們從中細細體會著字里行間散發的溫度。

　　“除了保留住父親的一份心愿之外，也可以推廣活字印刷。讓更多人知道，活字印刷在香港曾有過一段光輝歲月。”任偉生說，活字印刷的薪火相傳，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