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種井噴、大品種鮮見、品種閑置率高——

　　如何打好種業翻身仗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寫：本報記者 唐 芳 馬愛平

　　策 劃：陳 瑜 李 坤

　　種子法施行以來，地方育種熱度高漲，審定品種數激增，但種子同質化嚴重，突破性品種較少，重大育種成果鮮見。要破解種企“小弱多散”、品種“多亂雜”問題，亟須改變育種科研評價體系、強化科企合作以及加強生物育種研發。

　　走進江蘇徐州市農業科學院，檢查國家甘薯種質資源試管苗庫；前往江蘇里下河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檢查稻麥育種繁育情況……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赴江蘇就種子法貫徹實施情況開展執法檢查。

　　這是自2021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種子法進行修正以來，種子法迎來的首次全面執法檢查。

　　科技日報記者跟隨執法檢查組調研發現，種子法施行以來，地方育種熱度高漲，審定品種數激增，但同質化嚴重，突破性品種較少，重大育種成果鮮見。要破解種企“小弱多散”、品種“多亂雜”問題，亟須改變育種科研評價體系、強化科企合作以及加強生物育種研發。

　　新品種井噴

　　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糧食作物研究所原所長王才林被譽為“南粳之父”。在江蘇淮安一個家庭農場的綠色有機稻米示范基地，記者見到了王才林選育的“南粳9108”。

　　回憶起“南粳9108”跌宕起伏的育種史，王才林總結，種質資源是關鍵。

　　上世紀90年代初，正在國外留學的王才林吃到當地好吃的大米，決心朝“好吃”的方向做育種。

　　從1991年到1999年，他從全世界收集了3000多份水稻種質資源，研究了與食味有關的所有性狀，最后發現稻米要好吃，直鏈淀粉含量就要低一些。

　　將全部育種資源再研究一遍后，王才林在從日本引進的品種“關東194”中找到了控制直鏈淀粉含量的基因。經過溯源，他發現粳稻起源于我國太湖地區。“原來種質資源在中國。”他恍然大悟，將目光轉移到江蘇本地，尋找優異基因。

　　經過大量試驗，王才林發現低直鏈淀粉含量基因、粒型基因和抗病基因。

　　2008年，我國第一個開創性優良食味粳稻品種“南粳46”通過審定，隨后在全國大米評選中多次獲得“金獎大米”稱號。

　　“南粳46”優質美味，但生育期較長，為165天。王才林沒有止步，進一步緊扣生產需求，于2011年推出生育期155天—160天的“南粳5055”，2013年推出生育期150天—155天的“南粳9108”，迅速占領了江蘇水稻種植市場。

　　如今，“南粳9108”已連續8年推廣種植面積超過500萬畝，2022年達到700萬畝，是江蘇省種植面積第一的水稻品種，在全國常規水稻品種中位列第三。“南粳”系列優良食味粳稻品種至今已有20個，累計推廣超過1億畝。王才林找到的低直鏈淀粉含量基因，直接引領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粳稻育種的方向。截至2022年，用該基因育成的新品種已近80個，其中，分別有46個、32個品種獲江蘇省、上海市審定。

　　品種審定是品種管理鏈條上的重要一環，事關種業振興全局。

　　農業農村部2022年發布的最新公告顯示，2022年國審品種1384個，其中包括438個稻品種、827個玉米品種、49個棉花品種和70個大豆品種。

　　今年5月24日，第五屆國家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傳出消息：5年來，農業農村部推出了一大批高產穩產、綠色優質、專用特用新品種，審定優質綠色品種2267個，占比達1/3。

　　在種業振興行動全面推進的當下，歷經四次修改后的種子法成為促進種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法治保障。

　　水稻種質資源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錢前告訴記者，涉及種子研發的知識產權主要有三類：植物新品種權、專利和商業秘密。植物新品種權是涉及種子創新最直接、最核心的知識產權。修改后的種子法對植物新品種保護作了三方面調整：擴大了品種權的保護范圍和保護環節；規定實質性派生品種制度；提高了懲罰性賠償的最高倍數和法定賠償的最高限額。

　　“修改后的種子法施行后，我國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基本可以滿足當前種子創新的保護需求。”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孫其信總結道。

　　大品種鮮見

　　雖然品種井噴式增加，但錢前直言，真正有突破性的大品種不多。

　　這也是執法檢查組成員在檢查中的共同感受。

　　“雖然每年審定上千個品種，但實際上大多是親緣關系很近的小品種。”海南省崖州灣種子實驗室執行主任陳凡說，這與國外走的“大品種”路線完全不同，“以‘先玉335’為代表的‘洋種子’為例，它曾主導中國玉米種子市場，一個品種就能打敗國內絕大部分同類品種。”

　　大品種緣何鮮見？多名采訪對象提到了考核和評價壓力。

　　“要選育一個真正的新品種，最短要10年，但許多育種項目都要求，3年要交一個新品種。”王才林說。

　　多位育種專家告訴記者，這緣于很多農業機構主要靠品種來實現職稱晉升、科研經費申請和項目結題。

　　“科研人員的年度績效在于出品種，科研單位每年要匯總上報新品種數量，種子公司也在不斷找科研單位要新品種。”陳凡表示，在這些壓力下，科研人員只能采取“改頭換面”的方式，難以持之以恒“精耕細作”，育出來的“新品種”多是對主栽品種的小修小改，“雜交來雜交去，還是同一類品種，缺乏原始創新。”

　　執法檢查中，大家還提到，選育不出大品種的主因之一是經費投入不足。

　　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糧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員袁建華在糯玉米育種領域深耕近40年，育成的玉米品種蘇玉20和蘇玉29，助力江蘇玉米生產上了一個臺階。

　　“但育種要進一步突破難度很大。”袁建華以糯玉米貨架期研究為例說，鮮食玉米如今進入了市場大流通時代，為在物流過程中保持優良品質，流通商對玉米品種提出了“貨架期長”的指標。但目前市場上對貨架期長的主要評價依據是：采收兩天后玉米果穗苞葉還是綠的。實際上，僅看果穗外表是不夠的，還應從食味品質和營養成分等方面去評價，這就需要從生理和遺傳的角度深入開展研究，要有相關研究經費支持。

　　袁建華坦言，雖然我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糯玉米種源，但對糯玉米種質資源基本沒有多少研究。缺少經費支持，育種專家難以盤活這些種質資源，育種存在低水平重復。

　　“需要對種質資源研究得再深入一點，明確這些種質資源有哪些優異的基因，掌握其遺傳規律、生理生化表現及對產量品質等的影響，有利于選育突破性品種。”袁建華說。

　　公開資料顯示，在國際上，育成一個大品種的平均投入是1.4億美元。

　　王才林說，與國外商業育種模式不同，我國以公益性育種為主。

　　他以“南粳9108”為例算了一筆賬，育成該品種累計投入約2000萬元，涵蓋科研經費、科研平臺、儀器設備、基地建設以及人員工資等。

　　“此外，跨國公司已采取數字化、流水線化的育種模式，有的甚至動員幾萬科研人員同時做一個品種。”陳凡說，國內大多數育種機構還是采取一個團隊、幾畝地式的小作坊育種模式，要把一個品種育“大”并不容易。

　　小品種井噴、大品種鮮見也曾帶來尷尬：國外有些種子論粒賣，國內的種子多論斤賣。

　　袁建華舉例說，過去我國玉米種子發芽率不高，種子成袋賣，農民每穴里要撒好幾粒種子，生怕不出苗。國外公司對玉米適合機械化播種性狀做了深入研究，經過嚴格精選分級，種子質量高。憑借高發芽率，采取單粒播種，每畝地用種量不到國內品種一半。

　　品種閑置率高

　　在每年新審定的品種數快速攀升的同時，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品種閑置率并不低。

　　在陳凡看來，品種的價值在于種在地里產出糧食，“但現在絕大多數品種只是一個名稱，‘育繁推’一體化成了難題，誰也不關心新品種是否真正能推廣應用”。

　　以水稻為例，陳凡曾經做過統計，我國市場上的全部水稻品種達1000多個，而全國4.6億畝水稻田種植的主要水稻品種僅有200多個。換句話說，近八成的水稻品種閑置了。

　　在種子法貫徹實施情況座談會上，專家也提到，國內育成的農作物品種很多都沒有被實際種植。

　　在業內看來，品種閑置率高，與我國種子企業“小、弱、多、散”也有關系。

　　《2020年中國農作物種業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近6400家種子企業中，真正具有自主研發能力的企業不到100家，其中82%還是銷售企業。

　　“種子企業小而散，常常不具備‘育繁推’的能力，‘接不住’新品種，只能產生無序競爭，難以做‘大’新品種。”陳凡認為，開辦種子公司門檻太低，“擁有三個品種就能開公司”，小的種子公司越來越多，一個地方甚至出現十幾個種子公司。

　　“國內種企真正進入市場化競爭是以2000年種子法實施為標志的。”江蘇中江種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蔣紅云告訴記者，國外種業企業經過近百年發展，由于有了高額利潤支撐，已經形成了完善的商業化育種體系。我國種業企業市場化培育時間短，再加上數量多、利潤薄，低價運營是行業競爭的主要手段。“沒有足夠的利潤來支撐科研投入，眾多種企的科研停留在低水平模仿。”他說。

　　錢前認為，這帶來了研發同質化嚴重、深度不夠、創新能力不強、資源嚴重浪費等問題。

　　此外，科研人員育成的新品種難以得到保護。作物新品種權保護時常會遇到種種窘境：線索發現難、鑒定難、認定難、取證難等。

　　陳凡認為，無序競爭下，品種容易被“套牌”“偷”走，導致種子“賤賣”，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育出的新品種，往往幾十萬元就轉賣，極大影響科研人員的創新動力。

　　是“攻堅戰”更是“持久戰”

　　作物育種、改良沒有止境。打好種業翻身仗，是一場艱難的“攻堅戰”，更是一場必須打贏的“持久戰”。

　　采訪中，專家提出，育種創新首先要改變育種科研評價體系。

　　“由于歷史的原因，種業創新的全產業鏈條被分割為兩塊：育種人才、育種技術、育種資源優勢在公共科研機構，種業管理人才、制種基地、產品推廣體系歸于企業。分割導致的后果是，科研機構先進種業技術無法與企業需求匹配，種業企業找不到適合自身需要的新技術。”錢前認為，科企合作是打好種業翻身仗和種業振興的重要舉措。

　　錢前建議，進一步深化科企合作，推進產學研融合，建立以科研單位為主體的育種基礎理論、種質資源創新、高新技術和共性技術研究體系，及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體系，構建新型產學研協同攻關模式，推進全國大聯合和大協作。

　　今年2月，崖州灣種子實驗室、中國種子集團與全國67個科研院校團隊聯手，圍繞玉米、大豆、水稻和蔬菜四大作物的20個項目開展聯合攻關。

　　“科研經費由實驗室提供一半、企業支付一半，評估不唯論文，只看成果是否破題，能否在市場推廣。”中國種子集團南繁硅谷運營管理中心副總經理許珂說，企業出題、院校出智、成果共享、利益反饋，“揭榜掛帥”制度讓創新主體活力倍增。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印發關于扶持國家種業陣型企業發展的通知。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推進種業科技自立自強，必須發揮優勢種業企業“主板”集成作用，讓它們像電腦主板一樣，使科研、生產、市場、投資等都能找到相應“接口”，推進創新成果快速產出和轉化。

　　科企形成合力后，明確研究方向是重中之重，也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前提。

　　“加快農業生物育種創新，構建現代種業創新體系，是實現種源自主可控的根本路徑。”中國工程院院士、水稻分子遺傳與育種專家萬建民說。

　　萬建民將生物育種發展分為四個階段：1.0時代是農家育種，2.0時代是雜交育種，3.0時代是分子育種，4.0時代是“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信息技術”育種。

　　“目前發達國家已進入4.0時代，而我國還在從2.0時代到3.0時代的邁進中。當前，全球農業生物技術迭代升級，生物育種競爭加劇。重大基因挖掘與功能解析等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驅動智能設計、合成生物學等新技術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推進應用，我們迫切需要推動實現種業跨越式發展。”萬建民說。

　　孫其信則提出，需進一步完善育種材料商業保護機制、育種專利制度，加強對育種創新成果的保護。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錢前表示，“把我國種業搞上去，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是新時代育種人的使命。”(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