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調研·破局青年科研人員減負①

　　是什么牽住了青年科研人員時間“牛鼻子”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年科技人才培養和使用的若干措施》。

　　“時間都去哪兒了”曾一度成為科研人員熱議的話題，多位院士專家呼吁，堅決杜絕把寶貴科研時間浪費在迎來送往和應景性工作上。參加站臺性、應景性工作是困擾科研工作者的突出問題之一。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如何持續減輕科研人員不必要的負擔，讓他們把時間“花在刀刃上”成為備受矚目的話題。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年科技人才培養和使用的若干措施》要求減輕青年科技人才非科研負擔，“每周80%以上的工作時間用于科研學術活動”“將保障青年科技人才科研時間納入單位考核”。

　　此前，2018年到2022年，科技部、財政部、教育部、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等5部門連續推出3輪科研人員“減負專項行動”。減負行動1.0部署開展減表、解決報銷繁、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問題等7項行動；減負行動2.0鞏固前期工作，調整聚焦，推動減少基層填報工作量、加強科研人員保障激勵等；減負行動3.0則將重點放在“青年”身上，開展挑大梁、增機會、減考核、保時間、強身心等5方面行動，提出“確保青年專職科研人員工作日用于科研的時間不少于4/5”。

　　2023年2月，科技部開展的《減輕青年科研人員負擔有關落實情況調查問卷》階段性結果顯示，近六成受訪科研人員感受到該行動在減輕青年科研人員非必要負擔方面帶來的效果。但調查中也發現，保衛年輕人科研時間仍任務艱巨。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副研究員劉輝曾參與減負行動系列文件的研究起草和落實情況跟蹤評估工作。他介紹，通過評估發現，3輪減負行動均受到科研人員的廣泛歡迎。問卷調查顯示，減負行動已經顯著惠及了多數科研人員，近60%的受訪科研人員認為科研負擔總體上有所減輕，特別是表格多、報銷繁等一些“燃眉之急”得到了有效解決。但青年科研人員面臨的負擔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超出了科技管理工作本身，具有復雜性，有的青年科研人員反映仍存在“科研時間碎片化”“做科研像被拿鞭子趕”等現象，一些不合理負擔指向了深層次問題。

　　青年科研人員的時間都去哪兒了？近期，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進行一線調研，尋找科研時間保衛戰的“靶點”。

　　有的陷入服務考核的被動循環

　　作為一名剛起步的青年科學家，在南方某高校工作的計算機領域實驗室負責人、博導劉方，過去兩年平均每月發表一篇論文，鮮有時間去啃真正的科研“硬骨頭”。

　　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出于公平、平衡的考慮，自己所在的學院開發了一套非常復雜的分數折算體系，論文、項目等都會折合成分數，最終用分數來評判老師們每年的工作績效，每年這一分數的排名與次年的博士招生名額分配掛鉤。

　　“評價導向哪兒，時間就流向哪兒。”在北京工作的研究實習員王一說，他所在單位對科研人員每年的年均項目經費金額有明確要求，數字是否達標和工資掛鉤，因此他每年有約60%的時間都在做重復性的科研產品生產項目，缺少時間搞創新性的研究。

　　時間問題指向了評價指標，到底是應該讓考核為科研服務，還是科研為考核服務？兩者怎么結合？

　　在北京某高校從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李力看來，不少青年學者仿佛陷入了一個被考核套牢的“死循環”——越是忙于“應付”考核，越無法拿出大塊的時間潛心研究，也就越難以解決“卡脖子”問題，只能忙忙碌碌一直在“規則”里打轉。

　　劉輝坦言，調研時談及潛心靜氣搞研究的梗阻，科研人員對考核評價方面的問題反映比較集中，包括有的科研單位評價考核過頻過繁，青年科研人員為應對績效考核不得不“趕工期、湊績點”；有的高校在實行‘非升即走’制度時，把原來每年發兩篇高水平文章的年度考核指標改成3年7篇的聘期考核目標，考核周期延長了，但工作量反而更大了。

　　劉方承認，過去兩年，每年真正滿意的論文只有兩篇左右，盡管她自己“內心希望只發最好的成果”，但要想在考核中脫穎而出，不少人還是會選擇“短平快”的課題。如何分配時間和精力，具體到每位青年科研人員，“都是非常復雜的權衡”。

　　評價指揮著時間的去向。在不少人看來，要解決時間的難題，還要從評價的藥方上下手。

　　事實上，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已經從法律上明確了以科技創新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實行分類評價等要求。2023年3月，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田德錄等專家發表的《關于推動科技評價改革落實的思考》(以下簡稱《思考》)研究顯示，看重成果質量導向的思維模式已基本形成了社會共識。

　　與此同時，記者調研發現，不少科研人員雖對“破四唯”耳熟能詳，但對“立新標”的實操尚存困惑。什么樣的評價改革操作能把科研時間真正導向高水平科技創新？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了解到，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等單位正在逐步破除唯量化的考核評價方式。北京大學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發《自然》《科學》等權威期刊的論文固然好，但更看重的是研究內容的實際分量，如果是重大理論突破或解決關鍵技術難題，即便未發頂刊，也對職稱評定有很大幫助。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相關負責人介紹，該單位人才帽子和項目經費水平不與評職稱和薪酬掛鉤，評價人才要看其研究的“系統性”和“原創性”。

　　在這些單位，往往可以看到科研人員的時間流向重大研究課題，他們能夠數年磨一劍，在“長期沉寂”之后迎來“大爆發”。“新標”在這些地方得以落地，或有賴于評價改革方案中，科研規劃、人事評價、財務薪酬等方面的政策同期“聯動”；或有賴于一定規模“經費”的注入；或有賴于“長期”且“聚焦”的科研積累，單位在相關領域能夠組織起自身具備評價能力的科學共同體進行評審，不再需要僅憑論文等現成的評價體系去對人進行評價。

　　反過來看，對于不少單位而言，這些改革條件的缺少，也正是時間難以流向重大創新性研究的“卡點”。這與《思考》研究的部分結論不謀而合。該研究指出，當前科研評價跨部門聯合推進改革的工作機制尚不健全；部分單位存在發展階段和能力水平限制，仍需通過數量體現工作量和工作水平。

　　瞄準這些“靶點”，該研究建議明確部門、地方、科研單位職責分工，形成上下聯動、左右協同、分級負責的協同機制和責任落實機制。同時建議強化多元評價主體責任擔當意識，要提高科學共同體在學術評價中的話語權，充分發揮科學共同體在學科評價規范體系建立、學術標準制定、學術評價過程以及構建負責任評價環境中的實質性主體作用。

　　有的卷入“逢項目必報”的過度競爭

　　北京某研究所的青年骨干科研人員王帥擔當過幾個項目的負責人。他介紹，單位要求每位科研人員每年年均項目經費拿到數百萬元，“我們部門拿的幾乎全是競爭性經費”。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每年約有50%到60%的時間花在這些競爭性項目的合同對接、財務流程等事務上。

　　一些科研人員認為，競爭有其必要性，但過度競爭則引發人心浮躁，影響專注科研的時間和精力。

　　王帥的領導張軍表示，盡管依托國家級重點實驗室開展工作，但財政撥款有限，每年大部分科研經費要靠競爭得來，“不是說拿到一個項目好好做就行”，而是要不停地拿項目，否則便會影響生存和發展。在參與一些項目的招標和競爭時，他感到過度競爭造成了無謂的“內卷”， “現在競標太卷了！一個1000萬元的項目標書我們寫了200頁，別人還說我們態度不認真”。張軍認為，標書的頁數和團隊的水平未必成正比，但也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去準備，耗費不少科研人員的時間。

　　還有一些青年科研人員提到，多頭項目申報體系“太復雜”，“逢項目必報”的氛圍令人焦慮，無法沉下來“從內心出發”去做真正想要攻克的科研難題。

　　劉方很幸運一回國就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為了解除科研團隊“每月十幾萬元”工資支出的“危機感”，她表示幾乎“任何經費都要申請”——近3年申請了數十個項目，成功拿到11個。

　　劉方試圖解釋項目的申報邏輯，“比如，基金有國家級、省級、市級等層面的，各級別的基金又包括團隊項目、青年項目、面上項目、重點項目、人才項目等類型……”“人才項目，從國家級、省級、市級各種層次又分為不同種，每種帽子的申請時間段、申請方式、側重點均有不同”，但似乎很難解釋清楚。

　　劉輝了解到，報項目找經費確實牽扯了青年科研人員的大量時間和精力。他表示，從調研評估中的各方面反映來看，這指向了科研資源分配的深層次問題——穩定資助不足和過度競爭并存。

　　這與《思考》的研究結論相似——當前項目、獎勵等評價活動交叉重復、效率低下問題較明顯；大部分科研人員的科研經費來源于競爭性項目課題，且支持周期較短，不利于團隊的組建和形成固定團隊長期發展。

　　劉方提出，適度的競爭才是“良性的”，她呼吁競爭應該有一個“度”。

　　王帥希望，這個“度”可以參考科研“溫飽線”來設定，爭取使科研人員不致因為經費奔波而嚴重影響專注科研的時間，“比如可以考慮有一半的經費來自穩定支持，一半的經費來自競爭渠道”。

　　劉輝了解，在減負行動3.0以及相關政策的助推下，一些地方已經加強了青年科研人員非競爭性項目支持。比如浙江省鼓勵高校院所對新入崗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提供不少于5年的非競爭性經費支持，省屬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用于支持青年科研人員的比例超過50%。西湖大學優化“以人為本”的資助模式，給予青年科研人員充足的啟動經費和充分的經費自主權。浙江理工大學將基本科研業務費的70%用于設立青年科研專項，并在學科建設經費中設立學術活動專項，支持青年科技人員開展科研項目、學術交流等活動。

　　《思考》還建議，加強科研機構績效評價的頂層設計，建立健全中長周期評價和穩定支持相結合的資源分配制度，注重對青年科技人才的長期培養和團隊積累。同時建議適當延長國家層面項目獎勵的評價周期。該研究的問卷調查顯示：對于國家級科技計劃研發項目，受調查者認為合適的支持周期主要集中在“3-5年”和“5-10年”。

　　有的耗在層層加碼的科研管理中

　　在一些科技工作者看來，科研需要根據領域的特點進行分層分類細化管理，“一刀切”容易滋生形式主義，影響科研人員把時間花在刀刃上。

　　張軍認為，科研管理中存在一些為了“免責”而額外增加的形式主義細節。比如第三方審計、延伸審計中，除政策要求的必要內容外，還要求提供一些額外證明材料，就如要求供應商提供采購部件的價值證明，供應商配合時還好，有時供應商不配合就需要科研人員花時間去找更多的其他供應商提供報價作為參考。還有些國家的試驗性項目，要求科研人員每天試驗時都要進行拍照并標注時間、天氣等信息，“證明這一天真正干活了”，以備驗收時檢查。諸如此類的工作，大大增加了科研人員的非科研工作量。

　　談及一些管理細節對科研時間的消極影響，一位青年科研人員坦言，科研工作者怕的是“折騰”。他認為，諸如一個匯報模版改多遍等現象，本質上反映出的問題是管理目標不清晰、管理水平有限。他體會，以自然科學基金委對基礎研究項目的管理為范例，科研管理應該符合不同類型科研工作的特點。

　　一位受訪的某國家重點實驗室負責人表示，科研管理需要“從一線需求出發”，對科研管理過程的改革也需要進行科學調研，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要不得。

　　劉輝在評估中看到，減負系列行動在破除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縟節，特別是在減表格、解決報銷繁問題上基本實現了能減盡減，幫助科研人員搶回了不少科研時間。

　　在這方面，北京某科研單位骨干齊亮體會明顯。他參與的某國家級項目在減負政策實施后有明顯變化。他說，“立項之初，上會匯報(材料)和申報材料都得體現厚度”，近年來，“老項目趕上了新辦法”，項目文本字數要求“直觀”減少，國家統一發布的績效模版從體量上極大地精簡，在反映項目亮點成果的同時，大大縮減了科研人員準備材料的時間。

　　和齊亮隸屬于同一專項的青年科研人員龔文韜也感到，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把科研人員“從跑審批、整理檔案、工程議價、招投標等繁瑣的事務中解脫了出來”，他覺得自己能夠投入更多的時間專注于研發。

　　但齊亮體會，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還有待進一步探索。比如，他所在團隊為了高效推進科研項目，將一些原有的科研人員根據自身特點細化分工，編入了辦公室、總體組、質量控制組、應用論證組等，做科研輔助工作。但這些人在評職稱時出現了“卡點”，顯然，要想在管理上提效還需要與其他政策聯動。

　　在不少人看來，人才評價、資源分配和科研管理等三方面改革很大程度上牽住了青年科研人員時間的“牛鼻子”。

　　最新公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年科技人才培養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提出，持續推進青年科技人才減負行動。科技項目管理堅持結果導向、簡化流程，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健全完善科研助理制度，切實落實科研項目和經費管理相關規定，避免在表格填報、科研經費報銷等方面層層加碼，不斷提升信息化服務水平，提高辦事效率。減少青年科技人才個人科研業務之外的事務性工作，杜絕不必要的應酬活動，保證科研崗位青年科技人才參與非學術事務性活動每周不超過1天。

　　(應受訪者要求，王一、劉方、李力、王帥、張軍、齊亮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茜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