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小美評審團”評審員的第一天，劉正就“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判斷“一條差評究竟該不該被展示在商家的評論區”，成了他沒有工資的“副業”。

　　當下，在外賣、二手交易等線上平臺，數萬人和劉正有著同樣的經歷：由于買賣雙方各執一詞，他們化身“賽博判官”(在一些網絡平臺上受邀評判評論合理性、交易糾紛等的大眾評審員——記者注)，面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場面，作出自己的判斷。

　　快樂產物

　　“第一次了解到這種模式，還是在社交平臺上偶然刷到的。”王珂回憶起自己當“賽博判官”初體驗，“當時只覺得有趣，就想著試一試，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

　　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鐵的幾分鐘時間，點開某些平臺的“評審團”或“小法庭”功能，以網絡投票的形式為賣方或買家“評評理”，已成了王珂每天的習慣。“閑來無事的時候，看看他們的‘掰扯’過程，也覺得挺有意思的。”在她看來，做“賽博判官”是自己排遣無聊的一種方式。

　　“賽博判官”已成為年輕人的一種社交方式。平臺上，在商家和顧客辯論之余，評審員們也可以進行點評。評論區內，“紅藍方”各自為營，展開唇槍舌劍；在場外，不少“賽博判官”也會將“案子”轉發到自己的現實社交圈內，與好友一起討論分享。

　　不僅如此，“賽博判官”也風靡各大社交平臺。在武漢大學發展與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授陳武看來，這是一種集體參與，比個人單獨參與有了更多的社會屬性和社會意義。

　　“外賣判官怎么這么好笑”的微博話題下，一則因“顧客下單桂林米粉，卻備注要螺螄粉”而引發爭議的案例，勾起了張小笑的好奇心。她通過測試成為評審員，開啟了“賽博判官”之旅。

　　有的商家裝糊涂“甩鍋”騎手，有的顧客評價犀利，說出廣大用戶心聲，堪稱“互聯網嘴替”……據張小笑說，她平時幾乎不會給商家和騎手差評，擔心給他們帶來麻煩。而在參與評審的過程中，她對差評的看法發生了改變：“我發現沒有人會因為你給了差評而指責你，有什么說什么，勇敢地給出真實的評價，反而會給其他消費者提供有效的建議。”

　　“既能有趣，又能拉架評理。”參與評審成了劉正日常生活的“調味劑”。完成每天有限的評審任務后，他還會意猶未盡，定上第二天的鬧鐘提醒自己完成任務。他把這件事當成游戲，抱著操閑心、湊熱鬧的心態，被各種“評論梗”和“互聯網嘴替”逗得捧腹大笑。

　　不過偶爾，劉正也會遇到拿不準的時候，思前想后作出一個“判決”要花上好幾分鐘。“有時會遇到說出心聲的評論，似曾相識；有時也覺得顧客無理取鬧，心疼商家。”在他看來，“賽博判官”終歸是年輕人現代生活方式下誕生的產物。

　　正義之舉

　　王珂介紹，平臺會在自己投票后即時作出反饋，告訴用戶自己的選擇是否與大多數“判官”一致，這也是她加入評審團的原因之一。“遇到一些比較難判定的事例，我往往還會求助身邊人尋求意見。”她提到，雖然是奔著開心去的，但她仍然很在意自己的投票是否公正客觀，“換位思考，如果是我受了委屈，我也會希望能有人站出來主持公道，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

　　“年輕人經常被別人評價，但是自己評價別人往往沒人聽，這種說話和評價可以算數的感覺是年輕人非常需要的。”陳武表示，這是參與感、存在感和價值感的體現。

　　王珂很享受這種“為他人評理”的過程。“哪怕每天刷到的都是‘不加香菜但給了蔥花’‘宮保雞丁到底是酸甜還是香辣’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只要維護了‘正義’一方的利益，也會讓我有一種滿足感。”對此，不少人戲稱“體驗了一把當代包青天”。

　　王丹丹是閑魚的資深用戶。她第一次知道這個功能，是被人告上“法庭”。她在出售蛋糕卡時，突然被買家申請退貨退款。由于已經告知對方卡的賬號密碼，她拒絕了買家的要求。買家向“小法庭”提起申訴，不過由于證據充分且事由清晰，王丹丹輕松取勝。

　　此后，王丹丹多次參與“小法庭”評審。由于自己受到過公正的判決，她在每一次評審中都三思而行。在她看來，作出正確而謹慎的選擇非常重要，“二手交易每一單都跟錢有關，我的一個選擇可能就決定了這筆錢的歸屬”。

　　還在上大學的蔡理昕加入“閑魚小法庭”的1年以來，每周都會完成30條左右的評審任務。作為攝影“發燒友”，他對各種相機都如數家珍。

　　蔡理昕經常在“小法庭”上遇到賣家隱藏瑕疵的問題，一些評審員因缺乏相機的專業知識，導致買家后期維權困難重重。他以二手膠片相機舉例，“賣家發貨前照片沒有問題，但實際上膠片相機的功能性有問題，有的評審員并不了解這一點，從而導致誤判”。

　　針對這種情況，蔡理昕在評審中著重留意關于電子產品交易的維權評價，并學習應該怎樣完善證據鏈。“我也會告訴別人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如何申訴，給他們提供建議，幫助他們及時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在王珂看來，雖然在大眾共識中，消費者往往處于弱勢，但自己在參與評審的過程中，卻發現了一些來自買家的惡意差評：“無論是幫助消費者維權，還是避免一個良心商家被冤，都有助于平臺的良性運轉。”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苗鳴宇介紹，根據我國《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不得刪除消費者對其平臺內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的評價。“這意味著如果‘差評’一旦發出就直接展示或公布，平臺對于差評不再有控制權，只能由消費者自行刪除或由法院判決刪除。因而，一些平臺現在為差評設置了‘展示’的前置判斷程序，并請網友來作評判，平臺既未違法刪評，又達到了不讓不適當的差評出現在公眾視野里的目的。”

　　在苗鳴宇看來，網友參與評判交易或者差評，可以提高交易的透明度，有利于從中立角度對于相關爭議作出評判，維護平臺內部評價系統的公正性和客觀性。網友參與評判還可以增強用戶對平臺的了解，增加參與度和歸屬感，提高用戶對平臺的忠誠度和黏性。

　　客觀對待

　　在陳武看來，“賽博判官”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此前平臺在評價機制上的不足，但其效果還有待觀察和實踐檢驗。

　　江西一所高校的陳昕瑞對“賽博判官”的運行持保留態度。“拿某平臺的評審團模式舉例。當商家收到來自顧客的差評，他們可以申請上‘網絡法庭’，邀請評審員來決策這條評價是不是有失偏頗。”在他看來，這樣的設置是更有利于商家的，“面對用戶的差評，商家可以提出申訴并展示申辯的理由，用戶卻沒有二次辯解的機會。”

　　在陳昕瑞看來，“賽博判官”的迅速走紅更像是某些平臺或商戶的一場營銷。“商戶與消費者之間戲劇性的沖突，往往會吸引大批網絡用戶‘圍觀’，平臺便能從中獲得大量的流量和曝光度。”他表示：“在體驗評審員功能時，我發現有的商家和用戶之間的交流有些脫離現實，像是故意搞笑，有的還會與當下網絡流行的熱點‘撞梗’。”這讓陳昕瑞開始懷疑，其中一些看起來“刻意”的對話，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很多網友都是抱著‘打抱不平’的心理參與其中，如果放任這樣無厘頭的劇情愈演愈烈，只會讓‘網絡哄客’越來越多，‘網絡俠客’越來越少，那就脫離這個模式的初衷了。”他表示，“賽博判官”模式的運行應當細水長流。“如果最后大浪退去，平臺得了流量，商家鉆了空子，網友找了樂子，那消費者又得到了什么呢？”陳昕瑞說。

　　王丹丹也認為“差評是否予以展示”的機制有失偏頗。一案例顯示，某顧客給貓咖差評，說貓咪不親人，貓咖駁斥貓咪的本性就是如此。她和家人對此討論了長達十余分鐘。“雙方的觀點我都可以理解，我很難在目前的機制下給出答案。”若以差評客觀與否為標準，她認為該差評不成立；若是以展示評論與否為標準，她則認為該評論對其他用戶有參考價值，應當被展示。

　　“對一件事情每個人會有不同的聲音。作為消費者，我想聽到不同的聲音，看到不同的觀點，雙面的真實評價才是值得參考的。”王丹丹表示，“就算是遇到邏輯不成立的差評理由，我自己也有過濾的能力。”

　　“有的人可能比較喜歡發表意見，但希望這種意見不要形成‘沉默的螺旋’，湮沒了那些平衡的聲音，讓持不同意見的人害怕發聲甚至遭受網暴，互聯網的和諧發展需要對話而不是爭吵。”經常使用外賣、二手交易等平臺的陳貝貝結合自己的經驗，建議用戶在參與評審的過程中，秉持公允優先，“不僅僅在‘點擊’中行使投票的快感，而應該有一定陳述理由的空間，在‘辯論’和‘探討’中，提升自己的素養。”

　　陳武也對年輕人提出建議，他希望“判官們”珍惜自己手中的“權力”，有權不可任性，要體現公平原則，慎重行使判官權力。同時，多進行事實判斷，少進行價值判斷，盡量少受情緒和情感的影響。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蔡理昕、王珂外，受訪大眾評審及網友為化名。程思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俞希 見習記者 梅從政 羅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