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鼓勵各地利用鄉村綜合性服務場所，為農民婚喪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會服務，降低農村人情負擔。這也是“人情負擔”第一次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朱啟臻認為，農村本就是人情社會，但要將“人情負擔”徹底化解掉，僅靠政府行動是不行的，需要社會各方努力。

　　研究中國鄉村社會四十余年的朱啟臻告訴記者，現在的高價彩禮現象，一方面源于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另一方面是市場化經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物質基礎，再加上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使得人情世故被異化了。

　　朱啟臻曾在一中部省份農村考察，當地村民告訴他，目前村民們最大的經濟支出就是人情往來。有農民給他算了一筆賬，一年中隨的“份子錢”，達到5000多元，而當地農民一畝玉米的純利潤才幾百塊錢。

　　“份子錢就是面子錢。大家都是村里長大，大部分都離開村里去外面工作。隨份子錢多不多，能看出來他和那個人關系鐵不鐵，也能從側面看出來在外面混得好不好。”28歲的魯西南青年林格（化名）說，尤其有一段時間，房地產市場爆火，他幾個小學同學去江蘇昆山當房地產中介，每逢年關返鄉，他們隨份子錢總出手闊綽，動輒上千元。

　　林格家鄉一位60多歲的村支書告訴記者，“農村一些人結婚喜歡大操大辦，有的甚至不惜負債大辦婚禮。請的婚車有十幾輛，還都是奔馳、保時捷這樣的豪車。其實背后就是攀比心理。男方覺得娶媳婦就該風光，而女方覺得這樣嫁人才叫有面子?！?/p>

　　推進鄉村移風易俗，近年來得到國家層面重視。在2019年，“天價彩禮”就被中央一號文件點名。而從2021年起，中央一號文件將其表述為“高價彩禮”，并連續3年點名。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正式施行。該規定劍指“高價彩禮”問題，受到社會關注。司法解釋明確指出，一方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另一方要求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稱，司法部門統一裁判尺度，明確標準、定分止爭，對于治理“高價彩禮”有特別意義；各級人民法院接下來將通過妥善審理相關案件，以案釋法、依法釋理，積極配合民政、婦聯等部門的前端治理工作。

　　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甚至出臺文件對禮金進行“限額”。今年1月30日，江西省撫州市民政部門稱，撫州規定彩禮不能超過具體地區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2022年，江西省萍鄉市民政局等六部門印發方案稱，建議彩禮不超過3萬元；2023年，河南省鶴壁市淇縣婚改辦印發文件稱，原則上黨員干部及公職人員婚嫁彩禮不得高于2萬元，農村彩禮不超3萬。

　　朱啟臻認為，農村移風易俗需要社會多方努力，最重要的是發展經濟，僅僅靠行政手段是不夠的，“政府下個文件，很難除弊。因為農村人情負擔問題，多發生在熟人之間，而且具有一定私密性，這會導致公權力無法監督的情形?！?/p>

　　他表示，高價人情禮金多發生在欠發達地區，在京滬、江浙等發達地區比較少，是因為發達地區鄉村經濟比較活躍，以及城鄉貿易比較頻繁，這使得人們不把禮金收入當作重要收入來源；另外，城鄉聯動密切，會有利于農村人轉變思維方式，進而提升鄉村精神文明。

　　朱啟臻舉例說，他家鄉在北京郊區農村，目前沒有高價彩禮情況，因為村里年輕人，有很多去北京市區學習、就業、生活的機會，這樣一來，人們的收入水平在得到提高的同時，思想上也融入了城市文化，不會過分追求禮金了。

　　朱啟臻認為，移風易俗要取得成效，最終離不開經濟發展帶來的思想進步。他說，如果每個農村地區都能實現充分發展，人們不管是進城工作還是返鄉創業，都能有就業機會，而且有不錯的前景，那么“人情負擔”現象會和貧窮落后現象同步消失。

　　他認為，要降低農村人情負擔，是一個社會綜合治理、循序漸進的過程。目前一些地區利用鄉村綜合性服務場所，為農民婚喪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會服務，就是有效化解人情負擔過重的舉措。

　　新京報記者 趙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