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越來越“近”了。

　　2025年，北京首條跨省地鐵建設有望全面開通，屆時“北三縣”將融入北京半小時交通圈。

　　在京津冀地區，地理上的有形邊界正在逐步“打破”，互融是過去十年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詞。

　　在互聯網上的無形領域，一個數據順暢流通的三地政務服務網絡，也在加快建設。

　　2023年3月9日，“京津冀+雄安”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自助辦上線儀式暨政務服務工作交流活動在天津市濱海新區舉辦。這是京津冀地區深化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的又一重要舉措。

　　不僅三地居民在異地也能辦理家鄉事，企業在資質互信互認上也可以跨區域審管銜接，實現快速辦理。這種新型的政務服務模式，以用戶需求為導向，通過技術手段實現服務的無縫對接，不僅提高了政務服務效率，也推動了政府職能轉變，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京津冀+雄安”的政務服務案例，是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政府創新的典范，它展示了如何通過政務服務的深化合作，推動區域經濟的共同繁榮。隨著政務服務合作的不斷深入，可以預見，京津冀地區將形成更加緊密的經濟社會聯系，共同構建起更加活躍、高效、開放的區域協同發展新格局。

　　京津冀實現“一網通辦”

　　隨著“京津冀+雄安”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自助服務平臺的上線，各地之間的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不僅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務，也為企業打造了一個更加高效的政務環境。

　　據報道，“京津冀+雄安”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自助辦上線，發布首批四地自助辦服務208項，包括北京市60項，天津市80項，河北省58項，雄安新區10項，京津冀地區實現首次申領居民身份證“跨省通辦”。新京智庫梳理發現，“京津冀+雄安(3+1)”政務服務協同發展平臺的最大功能是真正實現京津冀三地政務服務“一網通辦”。

　　按照雄安新區網信辦的介紹，“一”是“京津冀區域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專區”總門戶，提供網上統一辦理入口，實現兩市一省一區通辦事項由“四地”辦理到“一地”辦理的轉變。“網”是京津冀線上事項網上通辦，統一身份認證，統一事項標準，統一工作流程。“通”是打破信息孤島，暢通業務渠道，實現京津冀通辦事項線上“一網通辦”，線下“一窗通辦”。“辦”是京津冀群眾辦事不用跑，就近辦理、異地辦理、區域通辦。

　　例如，在線上，辦事人通過登錄國家政務服務平臺選擇京津冀區域政府服務“一網通辦”專區，在專區/網廳進行申請，系統受理接件并分配到相關審批機構，審批，出證，最后郵寄辦理結果和材料原件給到辦事人。

　　在線下，北京市牽頭，在河北、天津及雄安政務服務大廳互設窗口、互派人員，提供異地代收代辦服務，并通過視頻會商系統提供政務服務解答及業務支持。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天津師范大學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林霖在接受新京智庫采訪時表示，線上專區提供網上統一辦理入口，與京津冀的政務服務平臺相融合，實現了高頻政務服務事項的統一呈現和在線辦理。線下，京津冀設立專窗辦理點，通過專窗統一的網絡受理系統將辦件材料和信息發送至事項所屬地進行實際辦理和審批。

　　宋林霖認為，線上“全程網辦”和線下“代收代辦”的結合，形成全業務流程網辦專人服務工作辦理模式，可以運用到其他省份。目前，“京津冀+雄安”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線上線下服務框架已初步形成。

　　對于“京津冀+雄安”這種合作，在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劉冰看來，京津冀三地實現“一網通辦”是“共贏”。創造共贏也是京津冀“跨省通辦”深入推進的重要動力。在“跨省通辦”的合作中，共贏的價值表現為優質、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務，同時也減輕了工作人員的勞動量，節省了公共服務的成本。

　　多端融合提高辦事效率

　　當社會治理步入數字化時代，“效率”是各地政務服務比拼的關鍵詞。京津冀三地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在提升辦事效率上也有很多創新舉措。

　　公開資料顯示，“京津冀+雄安”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自助辦，是四地政務服務部門聚焦企業群眾高頻“跨省通辦”需求，組織本地區人社、公安等部門，通過加強資源互認、數據共享、服務互通等方式，將差異化自助辦功能以本地化服務形式進駐各自政務服務終端設備，實現異地服務本地自助辦理。

　　從功能上看，自助辦上線是對異地幫辦代收窗口、電腦端“京津冀一網通辦服務專區”和移動端“京津冀+雄安”的又一渠道補充，初步實現電腦端、移動端和自助端“多端融合、相互賦能、差異服務”。

　　對此，劉冰認為，納入京津冀政務服務“跨省通辦”的事項，根據實際辦理情形進行科學拆分，調整優化業務流程，明確表單要素、申請材料和收件標準，有助于推動具備條件的事項實現一個標準收件、一套機制運轉、同標準辦理。

　　新京智庫注意到，“京津冀+雄安”未來功能也在不斷完善，天津市政務服務辦二級巡視員陳永東此前曾公開表示，未來將積極推進京津冀便民服務專線知識庫實現資源共享，在公共資源交易領域，實現京津冀公共資源領域專家庫共享。“在一些大項目評標、推進的異地評審方面，實現公平、公正。”陳永東說。

　　拿北京來說，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雄安新區對北京市企業數據共享需求較大。如何在數據共享上打破京雄兩地間壁壘，事關疏解企業搬遷進度。例如，北京在“京津冀+雄安”的基礎上，還出臺“北京+雄安”政務服務同城化實施方案，推動北京的服務事項在雄安可以辦，雄安的服務事項在北京可以辦。

　　隨著京津冀三地更多政務服務事項納入“京津冀+雄安”政務服務平臺，三地政務服務的一體化將進一步降低經營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促進資本、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

　　宋林霖表示，“跨省通辦”是一種便捷的政務服務數字化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數據服務的區隔化難題，是打通政務服務事項辦理“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改革舉措。推進“跨省通辦”的可持續發展，是加快政府轉變職能、提升服務效率的重要手段。

　　數據協同還能繼續加強

　　當前，數字中國建設如火如荼地展開，隨著全國電子政務一體化的持續建設和應用，數據資源共享在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眾多“堵點”和“痛點”。

　　新京智庫梳理發現，從目前的進展來看，京津冀地區“跨省通辦”雖然實現了海量數據的整合，但是業務辦理上仍然以代收代辦、收受分離為主，與“整體性治理”還有較大距離。這些問題主要是數據共享不充分、辦事標準不統一造成的，跨層級、跨部門、跨業務數據共享難題仍一定程度上存在。

　　宋林霖表示，自從2019年出臺《京津冀政務服務協同發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來，京津冀地區加大政務服務改革力度，推動政務服務協同發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形成了具有地區特色的創新做法和經驗。

　　但同時宋林霖也認為，京津冀政務服務的一體化發展也亟須破除：發展不平衡性與屬地化管理導致的轄區間壁壘和制度壁壘、合作城市之間辦事流程壁壘、數據共享與開放的技術壁壘，主要表現在：平臺和數據庫互聯互通問題，數據的存儲、調用和業務系統接口等標準問題，數據共享機制亟待完善，傳統行政管理體制與制度創新的矛盾問題等。

　　當然，破解數據共享難題，本質上仍然需要從體制機制端破解跨部門協調的難題。對此，劉冰也表示，從不同主體類別來看，政府跨部門協同機制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以權威為依托的等級制縱向協同模式、以“部際聯席會議”為代表的橫向協同模式、圍繞專項任務開展的條塊間交叉協同模式。

　　“跨省通辦的協同更為復雜，不僅需要地方領導達成合作意向，還需要各種層次的聯席會議，涉及垂直部門‘條條’數據的業務還需要與國家平臺對接或者提出點對點數據需求，因此可能會出現多種模式共存的局面。”劉冰說。

　　此外，宋林霖也建議，京津冀三地需要加速數據融合與共享。健全數據管理程序制度，對數據權屬及流動中可能遇到的安全問題進行權責劃分，對信息收集、共享、儲存等予以規范；推動“跨省通辦”事項向移動端、自助端延伸，依托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打通京津冀地區移動端統一身份認證體系，實現自然人和法人跨省身份互認，將居住證申領、進京證辦理、公積金等更多簡易高頻“掌上辦”事項納入移動端京津冀專區。

　　新京報記者 查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