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一直以“情報收集”“維護國家安全”“打擊恐怖主義”為由在全球范圍開展大規模網絡監聽活動，甚至直接監聽了包括其盟友在內的多國領導人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領導人的通信設備。美國的做法嚴重侵犯了他國的網絡安全和國家安全，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和抵觸。然而，“棱鏡門”事件爆出后的近十年中，美國非但未有所收斂，反而憑借其技術優勢變本加厲地在全球范圍進行監聽活動，還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網絡安全為由，大肆排擠打壓別國企業。美國在網絡空間有著惡劣的黑歷史，對全世界來說，美國已成為網絡安全領域的威脅。

　　當前，國際社會公認的第一次國家網絡攻擊事件是2010年曝光的“震網”病毒事件。“震網”病毒摧毀了伊朗近五分之一的核離心機，感染了二十多萬臺計算機，對伊朗核設施造成了嚴重破壞。隨后，“毒曲”“火焰”等惡意軟件陸續被發現。這些惡意軟件在代碼含量和復雜程度上數倍于“震網”，破壞性更是顯著提升。這些惡意軟件均被證明源于美國的“奧林匹克”計劃，該計劃是奧巴馬政府的一項重點網絡攻擊工程，用來對其他國家采取秘密網絡行動。

　　美國的竊密手段不僅五花八門，而且對網絡空間的接入路徑、終端設備和軟件服務的妨害也日漸加深，具體包括利用模擬手機基站信號接入手機盜取數據，操控手機應用程序、侵入云服務器，通過海底光纜進行竊密等。此外，美國在近100所駐外使領館內也安裝了監聽設備，以便對駐在國進行竊密。2021年5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丹麥情報部門對盟國領導人進行監聽的做法不可接受。這再次揭露了美國監聽全球的惡劣行徑。面對美國政府肆無忌憚的網絡監聽和竊密活動，國際社會亦是“苦美久矣”，這也反映出當前國際法和全球治理機制的“失靈”，即并不能完全對逐漸綜合化的網絡空間安全議題做出有效的回應。

　　第一，美國在各種輿論壓力下轉嫁危機。這主要體現在：對內，迫于民眾和企業壓力，大幅增加監管舉措，避免引發民意的指責；對盟友國家，根據不同的情況提供有限的“承諾”，縮小監控的范圍，以減輕國際輿論壓力；對其他國家的訴求，則置之不理，甚至通過增加預算撥款和成立新的機構加大監控力度。“棱鏡門”事件爆發后，國際社會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向美國政府施加了壓力，例如2014年在巴西圣保羅召開的“互聯網治理的未來——全球多利益相關方會議”(NETmundial)，商討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改革等。這些舉措在美國政府的操縱下并沒有對美國在大規模網絡空間開展大規模監控產生實質性的改變。這反映出當前國際法和全球治理機制的“失靈”，并不能完全對網絡空間安全這一新議題做出有效的回應。

　　第二，美國依仗網絡霸權有恃無恐監聽他國。全球網絡技術標準主要由美國制定，各國只能被動采納。各國在關鍵網絡技術、設備和產品上嚴重依賴美國的供給，還不時面臨各種形式的技術封鎖。由于其他國家的網絡空間技術能力落后于美國，這就使美國可以無懼其他國家的施壓和報復措施，繼續在網絡空間開展相關行動。大規模網絡監控依托網絡空間先進的技術手段，被監控者難以察覺，即便是被發現，也難以“取證”，更不用說開展起訴。從現實情況看，各國無法通過國際法和相關的網絡空間全球治理機制維護自身權利。

　　第三，美國網絡霸權行徑加劇全球網絡空間分裂。在網絡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選擇網絡所帶來的效率和便捷性而忽視了網絡空間的疆界意識，為“棱鏡計劃”的開展留下了可乘之機。“棱鏡門”事件之后，各國政府面臨保護國家網絡空間安全、公民隱私、企業知識產權的巨大壓力。“棱鏡門”事件揭露了各國所面臨的三種威脅，一是美國在他國的網絡空間如入無人之境；二是美國跨國企業將本國用戶數據傳回美國的過程中遭到美國政府的截留；三是諸多美國互聯網企業私下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為情報部門的監控預留后門。網絡空間國際行為規范的缺失，進一步迫使各國政府必須要從立法和執法層面規范外部行為體在本國網絡空間的行為規范。以德國為例，在“棱鏡門”事件之后，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政府加大了數據保護的立法和執法力度，發布《信息保護基本條例》，設立信息安全官，加大對企業跨境數據傳輸的監管，要求大企業在德國設立數據中心。此外，在歐盟各國的推動下，歐盟法院在裁定中指出，由于美國未能對來自歐盟的用戶數據進行有效保護，歐美之間簽訂的《安全港協議》《隱私盾協議》先后宣告無效。面對歐盟、中國、俄羅斯等地緣政治力量在網絡安全事務中日益覺醒的態勢，美國試圖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即通過遍布全球的情報網絡控制全球信息流動，以扭轉不可避免的頹勢。通過監聽整個世界精確跟蹤民眾的思想動態，正成為美國在全球競爭中最重要的一種資源。(魯傳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