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長河(國際問題學者)

　　新年伊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開啟中東之行，訪問國家和地區(qū)多達10個，包括土耳其、希臘、約旦、卡塔爾、阿聯酋、沙特、以色列、巴林、約旦河西岸和埃及。這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fā)后布林肯的第四次中東行。分析家認為，布林肯此行并非為中東安全與穩(wěn)定而來，而是為維持中東“可控混亂”，以服務于美國的全球霸權和在中東的影響力。

　　“可控混亂”原屬物理學范疇，指在一個開放體系中，在“有序”和“混亂”兩種狀態(tài)之間，還存在“秩序失衡”和“可控混亂”的中間狀態(tài)。冷戰(zhàn)結束之后，該理論被引入國際地緣政治領域。“可控混亂”的核心思想是：美國應利用其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全球動員能力，在目標地區(qū)和國家制造、復制和擴散混亂，摧毀其獨立自主的基礎，使之陷入混亂，從而維護美國的利益和安全。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信奉和平穩(wěn)定至上，但美國反其道而行之，認為世界混亂對美國并非壞事，美應將“混亂”視為機遇，甚至主動制造“混亂”。當全球陷入“可控混亂”，美國成為“秩序之島”，就可以從中獲得戰(zhàn)略利益。“可控混亂”為美國顛覆他國政權提供了理論依據。美國知名戰(zhàn)略學者布熱津斯基、人稱“非暴力戰(zhàn)爭之父”的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亂”戰(zhàn)略。

　　“可控混亂”理論的提出者之一史蒂文·曼曾通俗地闡明其中的道道：“我想表達一個愿望：我們應當接受加劇混亂和利用混亂的可能性，如果它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話，例如摧毀伊拉克的軍事機器和薩達姆政權。我們的國家利益比國際穩(wěn)定更重要。”

　　數十年來，美國不惜破壞世界和平和地區(qū)安全，不斷通過制造“可控混亂”以維護其全球霸權，與此同時，也讓軍工復合體長期從美國制造的戰(zhàn)爭、沖突和敵對中牟利。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當俄烏沖突爆發(fā)后，美國軍工復合體圈子里不少人“開香檳”慶祝。

　　中東地區(qū)也是美國制造“可控混亂”的典型犧牲品。冷戰(zhàn)結束至今，美國及其盟國先后發(fā)動海灣戰(zhàn)爭、科索沃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利比亞戰(zhàn)爭這5場地區(qū)戰(zhàn)爭，看似是為“反恐”和“民主”，實則是服務于美國全球霸權和美國資本全球擴張需要。通過制造“可控混亂”，極大削弱了中東國家的發(fā)展能力，將其變成美國的資源供應國，以便進行貿易掠奪和攫取財富，進而控制全球的金融、軍事和信息資源。那些遭受軍事打擊的中東國家，則日漸喪失自主發(fā)展能力，面臨無窮無盡的苦難，淪為西方經濟體系的附庸。

　　在巴以問題上“拉偏架”是美國保持中東“可控混亂”的典型路徑。巴以問題延宕數十年不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袒護以色列。美國口頭支持“兩國方案”，實際行動上卻一邊倒支持以色列的自衛(wèi)權，無視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

　　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fā)以來，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3萬，加沙地區(qū)殘垣斷壁、硝煙彌漫、人員死傷的畫面震驚世界。當務之急是停火止戰(zhàn)，釋放被扣押人員，保護平民和民用設施安全，開辟人道救援通道，重啟對話談判。這既是有關當事方不容回避的責任，也是國際社會應當努力實現的目標。但是拜登政府卻對以色列軍援不斷加碼，多次否決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近一個月來更是兩次繞過國會“緊急”對以軍售，并將航母編隊派到地中海和紅海為以色列“站臺”。

　　按照“可控混亂”理論，美國不希望看到中東地區(qū)和巴以沖突陷入“不可控”的烈度。所以，面對巴以沖突帶來的外溢效應，美國人開始外交發(fā)力，布林肯展開穿梭外交，目的是讓局勢不能越過不可控之紅線，損害美國利益。

　　中東輿論認為，布林肯此行釋放多重矛盾信號，令人懷疑其調停沖突的誠意和動機。一方面，布林肯與土耳其總統(tǒng)埃爾多安會面時要求土耳其為巴以和解作“積極貢獻”，當天就飛往與土耳其有領土糾紛的希臘談“軍售”；另一方面，訪問卡塔爾時，卡塔爾首相穆罕默德剛強調不希望用軍事手段解決紅海危機，布林肯轉臉就在沙特嚴厲警告也門胡塞武裝將面臨“嚴重后果”。更令阿拉伯世界不滿的是，布林肯訪問以色列期間表示以方有“正當防衛(wèi)”的權利，依然一副“拉偏架”的姿態(tài)。

　　表面上看，布林肯穿梭外交為中東“操碎了心”，但其所作所為恰恰體現了美國的用心：巴以沖突及其外溢效應不能步入“不可控”之狀態(tài)，讓中東地區(qū)維持一定程度的混亂，恰恰契合美國“分而治之”的戰(zhàn)略。所以，只要美國繼續(xù)“搗糨糊”，中東亂局就難有結束之日。（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