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6日上午，“只此絢麗——廣州出土漢代珠飾展”在南漢二陵博物館開幕。

　　這可能是廣州近期最“光彩奪目”的一個展覽了。展覽的一切，都圍繞著那些“珠寶”展開。在歷史的長河中，它們不僅是裝飾品，還是地位的象征，也發揮著貨幣的功能。個頭雖然不大，卻讓世界為之傾倒。

　　展覽由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漢二陵博物館、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中心主辦，廣州博物館、南越王博物院對展覽給予大力支持。可以說，這是一個薈萃了廣州地區多家博物館代表性珠飾藏品的重要展覽。這個展覽也為我們揭開了當時壯觀的中外珠寶貿易網絡的一角。

　　展覽精選廣州出土漢代珠飾文物232件套，通過“璀璨奪目” “匠心獨運” “珠玉在側” “美美與共”四部分，向公眾展示漢代珠飾的藝術之美以及其承載的制作工藝、技術傳播和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等歷史信息。展覽展期自2022年5月26日至10月9日。

　　從“極罕之物”到“穩定增長”

　　策展方介紹，廣州考古出土兩漢時期珠飾兩萬余顆，材質豐富、形制多樣、色彩斑斕，且來源廣泛，見證了嶺南與周邊地區，特別是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及地中海沿岸地區通過海路進行的貿易往來和人文交流，為我們重現了漢代番禺“珍奇薈萃、商業繁華”的生動歷史畫卷。色彩紋理包羅萬象、工藝裝飾復雜精良、文化交流內涵豐富的各類珠飾，或源于自然的玉石、或人工提煉的金屬、或人工合成的材質，充分體現了先民的審美與智慧。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介紹，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已經開始用植物種子、果實、貝殼、獸骨等制作珠飾；新石器時代，有了玉石、金屬和人工合成材料。在漢代，珠飾一直是中國從東南亞、南亞甚至西亞、地中海地區輸入的主要商品。

　　中國的古代珠飾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洛陽金村8座被盜周代墓葬中的發現，遺物中包括了蜻蜓眼玻璃珠在內的玻璃制品。廣州在1950-1961年對409座兩漢墓葬進行發掘后，從中發現了瑪瑙、雞血石（紅玉髓）、石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琥珀和玻璃等不同質料的串珠，開啟了廣州漢代珠飾研究之路。

　　據介紹，2016年以來，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廣州出土漢代珠飾進行了全面整理研究，出版《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學術專著，引起學界熱烈反響。2021年起，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啟動“嶺南出土漢唐珠飾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課題，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來考察珠飾發展。這次展覽，是專題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團隊將廣州漢代珠飾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西漢前期處于第一階段，珠飾屬于罕見的奢侈品，只有少數高等級王公貴族才能享用，“數百座墓中僅有14座出土珠飾3255顆，其中的3100顆出自王墓”，而且絕大部分是玻璃珠。西漢中后期是第二階段，漢武帝滅南越國后，遣使開辟中國通往諸國的航線，海外貨物進口數量大增，珠飾在上流社會流行開來，“這一時期的墓葬有89座出土珠飾6812顆”，且品種激增，除了玻璃珠之外，紅玉髓、瑪瑙、水晶珠的數量都大大增加，還出現了綠玉髓、琥珀、石榴石、綠柱石、銀、陶等珠子。第三階段是東漢時期，珠飾數量穩定增長，并有可能在本地制作，“這一時期的墓葬有139座出土珠飾11236顆”。

　　番禺出土珠飾其他地方罕見

　　廣州出土的漢代珠飾可分為人造與天然兩個大類。

　　人造材料的珠子中玻璃珠非常引人注目，在古代又有琉璃等多種叫法，目前發現的有圓形、雙錐形、扁平六方桶形、欖形、棱柱形、管形、十四面體、三角形等。其中的精品在很多時期和地區堪可比擬寶石。

　　通過科技手段分析，廣州發現的漢代珠飾中，鉀玻璃，特別是中等鈣鋁型鉀玻璃、低鈣高鋁型鉀玻璃占有絕對優勢。據認為，這類玻璃珠首先在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的珠飾制作中心阿里卡梅度生產，興起于公元前3世紀，而后沿海岸向東傳播。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前后，也即我國兩漢時期，此類珠子遍布東南亞地區。專家們推斷，這類珠子可能是印度或東南亞的工匠們制作，沿海路進入中國，也有可能是中國工匠掌握了相關技術而自己制作的。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就記載：“外國作水精（即玻璃）碗……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

　　廣州出土的珠飾中屬于鉛鋇玻璃和鉛玻璃系統的也不少，特別在西漢前期的考古發現中比例很高，南越王墓出土的玻璃貝、玻璃珠，廣州漢墓M1048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等，都屬于這種。這個體系的玻璃被公認為中國獨創。廣州出土的這些玻璃珠應該是國內生產，可能來自湖南、中原，也有可能是南越國自產。此外還有鈉鈣玻璃、納鋁玻璃、混合堿玻璃和鉀鉛玻璃等制成的玻璃，結合世界各地的考古發現，可知它們也大多也與早期國際貿易網絡有關。

　　一些研究者指出，廣州漢代僅玻璃珠就可以分為七種成分體系，其中兩種為我國自制，而更多的其他種類則可能來自南亞、東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區。對不同來源珠飾的探討，顯示番禺是嶺南最大的海外貨物集散地。如此大量的外來珠飾出現，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港口城市的考古發現中也實屬罕見。廣州出土珠飾之多、品種之豐富、器物之精美，從側面印證了都會番禺的富庶。

　　其他天然材質中，透閃石軟玉、綠松石、煤精珠飾屬于中國傳統玉石制品，本土出產為主；水晶珠部分國產，部分進口；琥珀原材料可能多數來自緬甸，由嶺南工匠在本土制作，但也不排除來自地中海、波羅的海的可能性；玉髓類珠和海藍寶綠柱石、石榴石原料來自南亞，輸入我國的途徑大致可分為直接輸入和經東南亞中轉兩個途徑。

　　漢代珠飾顯示不同地區文化的交流

　　珠飾的使用，通常與其他裝飾品和日常服飾、器物相伴隨。那么我們自然可以推測，與漢代珠飾一起在嶺南大地上進出的，還包括許多其他的貨品，同時也一定伴隨著審美情趣、加工技術、材料認知等方面的互相交流和借鑒。這種中外之間、中華大地不同地區之間的溝通，正體現了文化最重要的特質之一：分享與互動。

　　所以我們能看到，展覽在展示精美珠飾文物的同時，注重沉浸式觀展、互動式體驗，布置從地面到天花板包圍式復原海洋場景，邀請館校共建單位廣州美術學院美術教育學院老師以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為主題，開展文物活化利用創造，設計符合當代審美潮流的藝術品進行展示，傾力打造絕美珠飾復刻品供觀眾試戴體驗。

　　在現場，南漢二陵博物館合作共建單位華南師范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學生志愿者們身著以廣州出土漢代的珠飾復刻品和活化藝術品為題材，編排了“只此絢麗”珠飾走秀與《相和歌》盤鼓舞；廣州美術學院美術教育學院老師還現場演示了廣州漢代蜻蜓眼玻璃珠的燒制技藝。而配套文創——“琉”光溢彩玻璃杯套盒以出土于廣州市越秀區恒福路銀行療養院西漢墓的無色透明玻璃杯為原型，以文物裂痕作為設計元素，在古物的基礎上進行了非常巧妙的活化。

　　很多古代制作珠飾的材料，比如玻璃，在今天看來已經十分尋常了。但小小的珠飾之所以在古代能夠漂洋過海，是因為它們的精美，也是因為它們在技術上的“神秘”。它們是人類愛美之心和探索精神的匯聚點，而且由于它們“很容易通過商業途徑傳到遠處，因而能展示距離遙遠的兩個文化之間不為人知的聯系”，我們可以把它們看作古代世界的“文化足跡”。

　　小小的珠子，真的是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