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勝利閉幕后，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考察。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時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這次來是想更深地學習理解中華文明，古為今用，為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借鑒。”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一片甲骨驚天下”的殷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為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擁有包括甲骨文在內的諸多重大發現，展示了中國輝煌歷史和中國考古巨大成就，在中華考古史、中國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殷墟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發現地。從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發掘，至今已經歷90多個春秋，是中國考古發掘時間最長、次數最多、面積最大的古代都城遺址。綜合看來，殷墟考古主要有以下收獲：一是基本搞清了殷墟的總體布局和結構。安陽西北洹水兩岸，以小屯村為中心，形成周邊約36平方公里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其中，小屯村東北為宮殿宗廟基址，有明顯的前朝后寢、左祖右社建筑格局，小屯村北發現有制玉作坊，小屯村南發現有制作青銅器的鑄銅作坊遺址，北辛莊南、大司空村南等均發現有制骨作坊遺址。洹水北岸的侯家莊、武官村一帶為王陵區，共發現大墓13座，包括武官村大墓、婦好墓等，有一定數量的人殉與人牲以及排列密集的人祭坑。二是發現了洹北商城。盤庚遷殷之初的商城位于洹水北岸保護區北部，城垣近乎方形，南北2.2公里、東西2.15公里，城內四周有大型夯土基址30余處，城內北部分布有以房址、水井、灰坑為代表的居民點。三是青銅器等商代文物的大量發現。殷墟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銅器，包括禮器、酒器、兵器、樂器等，以鼎、觚、爵、尊等較為常見。除青銅器外，殷墟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四是甲骨文的發現。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殷墟是殷商歷史的主要確定地。由于時代較早，歷史文獻記載過于簡略，殷商歷史除商王譜系以外的更多細節無從知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向我們展現了殷商歷史。在通過甲骨文確定殷商歷史的諸多學者中，羅振玉考釋出大量甲骨文單字，提出了至今仍被學界遵守的甲骨分類，而且明確了甲骨文出自安陽小屯，判斷甲骨卜辭為殷商王室遺物，小屯就是商代都城“殷墟”所在。王國維將甲骨文字與殷商歷史研究相結合，對甲骨中的商王譜系與文獻進行實證研究，使殷商歷史成為信史。郭沫若作為歷史學家、甲骨文和金文研究大家，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古代歷史相結合開展研究，深化了對甲骨文和殷商歷史的認識。董作賓于1928年在小屯附近首次進行考古發掘，并陸續主持八次殷墟發掘，首次提出由“貞人”之名推定甲骨斷代，并提出甲骨斷代五期十標準說。已被釋讀的甲骨文內容十分豐富，涉及方方面面，如階級與國家方面、社會生產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等，全方位展示了商代豐富的歷史，極大彌補了商代文獻的不足，對中國早期歷史研究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殷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早期發展的核心奠基地。殷墟發掘對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具有重要學術意義。一是培養了一支現代考古的專門隊伍。主持過多次殷墟發掘的李濟、梁思永等人，成為考古學界的領軍人物和知名學者。二是促進了考古技術與方法的改進與提高。首次殷墟發掘，采取輪廓法、集中法、打探法的工作步驟，取得了初步收獲。第二次發掘則對小屯等地進行了地形測量，對器物做了記錄，對地層進行了劃分，對器物的型式進行了區別。第三、第四次發掘均采用“卷地毯”式的探查方法，對建筑遺跡的揭露有較多幫助。第六次發掘則解決了“坑內套坑”的現象。第九次發掘甚至找到了后崗的一段龍山文化夯土城墻。第十三次到第十五次發掘，打破坑位的限制，利用“平翻”的技術輔以行之有效的深度測量和比例照相，取得了較好效果。三是推動了早期考古文化體系的構建。殷墟的發掘不僅為我們認識晚商文化奠定了基礎，也使我們對中原地區早期文化有了初步認識。比如，1931年通過發掘后崗遺址，發現了殷商—龍山—仰韶“三疊層”，科學確定了若干文化之間的關系；1933年通過發掘浚縣劉莊村、滑縣小屯村和浚縣辛村，確證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同殷商文化之間的關系；等等。隨著多種遺存的調查和發掘，殷墟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早期發展的核心奠基地。

　　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對殷墟的探索讓我們對“何以中國”的認識更加清晰。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續重視和加強考古工作，繼續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作者為河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