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文學家王安石（1021—1086）存詩一千七百余首，它們的風格或渾灝樸茂，或健拔奇警，或雅麗精絕，可謂新奇工巧，眾體兼備，是“宋調”的重要代表。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宋詩選注》兩書中對王安石詩歌多有評述。其中《談藝錄》列有專章“荊公詩注”；《宋詩選注》選錄王詩十首，并撰長篇“小傳”，展示了錢先生對王安石詩歌的獨特解會。在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和《中文筆記》中，也有對王詩用字造語、命意屬對、篇章句法的品藻，從而與《談藝錄》《宋詩選注》形成了互補關系，更多面立體地呈現出錢先生對王安石詩歌的看法。《中文筆記》有一段王詩的總評，為他書所未及，值得重視，《王水照談〈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東方早報》2012年4月8日B04版）首次拈出了這段評語：

　　荊公兼擅各體，而五七古、七絕尤為粹美。其古詩凝而不生澀，有力于歐，勁于梅，勁而能適，未酣放耳。其以文為詩處，直起直落，北宋無第二人。惟說理語、參禪語太多而不佳。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詰，拗相公恬淡如是，亦一奇也。七律對仗精切，一代無兩，筆氣矯挺，惜太半為詞頭所壞，純粹者少。七絕則幾乎篇篇可傳矣。（《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二冊第95-96頁）

　　錢先生在此對王安石的詩歌作了全方位的評價，贊譽之高，極為罕見。尤其與《談藝錄》《宋詩選注》中的貶斥之語相對讀，更顯特別。這段評語分體而論，對荊公的五古、七古、七絕、五律、七律諸體都從總體上加以肯定，只有少數的否定之詞。評語所言，整體易于理解，如褒揚之詞，言“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詰”，錢先生在手稿上已舉出了《半山春晚即事》《定林》《即事》《自白土村入北寺》等作予以印證；言“七律對仗精切，一代無兩”，可謂宋代以來詩評之共識，葉夢得《石林詩話》即云荊公“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發”；言“七絕則幾乎篇篇可傳”，也有《宋詩選注》入選之作可證不虛（選錄10首作品，七絕占6首）。貶斥之詞，言“說理語、參禪語太多而不佳”，“稍欠頓宕開闔”等等，結合王安石的具體創作，也可找出例證，落在實處。惟有一句，頗難索解，即言荊公七律“太半為詞頭所壞”，因“詞頭”意義不明，難知此語所指。

　　在唐宋文史術語中，“詞頭”一語本是專稱，特指朝廷詞臣撰擬制詔的提要，有時“詞頭”也可代指制詔本身。宋代官制小型筆記《朝野類要》“鎖院”條即有“（制麻）如不可行者，繳奏之，謂之封還詞頭”之說，又“兩省”條言“東省繳章，西省掌詞頭記注”，都是此意。在唐宋文人別集中，“封還詞頭”用例頻繁，凡有中書舍人或權中書舍人等草制經歷者，多有寫作，茲不贅列。錢先生所言荊公七律“為詞頭所壞”之“詞頭”，自然不可能是此義項。然如將其理解成現代語言學用語，指詞句的前綴，更不可通。幸好“詞頭”一語，在錢先生的著作中，并不鮮見，回到錢先生的語言習慣中，或可正確釋義評語所指。

　　錢先生在1934年發表的《論不隔》一文中，已使用了“詞頭”一詞，他說：“‘不隔’若只指不用膚廓的詞頭套語和陳腐的典故而說，那么，一個很圓滿的理論便弄得狹小，偏僻了。”后面又接著說：“我們該注意的是：詞頭、套語或故典，無論它們本身是如何陳腐丑惡，在原則上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它們的性質跟一切譬喻和象征相同，都是根據著類比推理來的。”這段文字中，詞頭與套語、故典并列，且有逐層遞進之意，都帶貶義，是“膚廓”“陳腐丑惡”的，感情色彩和評王安石詩一句頗相符合。在《管錐編》中，錢先生也多次用到了“詞頭”一語，更可見在其話語系統中“詞頭”的具體形態。如論《左傳正義》第一七則云：“似‘玉’非徒為藻飾詞頭，而是當時禮節套語之施于人君者。”論述中提及玉趾、玉面、玉聲、玉貌等，這里的“藻飾詞頭”顯然指“玉”字作為“施于人君”的修飾語，為作品所習用，成為了“套語”。又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〇六則，提及《蘭亭集序》，不但成為“大議論”的題目，“并成俚俗歌曲之詞頭”，此處也是指爛熟套語。這些都是停留于字面的“詞頭”，還有非停留字面，而涉及修辭與用意者。如論《毛詩正義》第八則云：“隋唐而還，‘花笑’久成詞頭。”舉例則有駱賓王“花有情而獨笑”、李商隱“鶯花啼又笑”、豆廬岑“一樹桃花笑不應”等等。所謂“‘花笑’久成詞頭”，并不是指“花笑”這兩個字成為固定“詞頭”，乃是指詩歌中以笑來形容花朵開放的燦爛，這一修辭手法已成為常見搭配。

　　在《容安館札記》中，錢先生也多次用了“詞頭”一語。第七一七則論吳梅村《感舊》“故向閑人偷玉箸”詩句，錢先生說他：“偷字，不知所云，蓋襲取詞頭而初未解‘玉箸’之意為涕淚也。”這里的“詞頭”是單就字面而言。第四五六則論陳與義：“詞頭采擷，每取之東坡。”其后提及簡齋《雨》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本于東坡《和穆父新涼》“受恩如負債，粗報乃焚券”；《中牟道中》詩“雨意欲成還未成，歸云卻作伴人行。依然壞郭中牟縣，千尺浮屠管送迎”，乃用東坡《送述古·南鄉子》詞“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之意；《對酒》“官里簿書無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近于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等等。從陳與義這些作品與蘇軾詩詞的關系上看，“詞頭采擷，每取之東坡”中的“詞頭”，雖有字面的承襲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詩意的仿擬。

　　通過對《論不隔》及《管錐編》《容安館札記》等書中的用例分析，我們大體可以判斷，錢先生所用“詞頭”一語，意涵基本穩定，既可指詞面上的轉相承襲，也可指這些承襲詞面背后所包蘊的修辭與用意的反復。“詞頭”因承襲反復過多，甚至由此形成“套語”，從而在藝術上有了消極的修辭效果，一定程度上侵蝕了詩歌的新穎感，削弱了詩句的藝術感染力。確定“詞頭”在錢先生話語系統中的內涵后，再來審視荊公七律“太半為詞頭所壞，純粹者少”的評語，庶幾可悉所指。但這一評語要真正落實到具體作品上予以印證，則又是一個難題。

　　在《論不隔》中，錢先生將“詞頭”與套語、典故相并提，一方面說明三者相近，另一方面也說明三者不是一碼事。王安石現存七律共四百余首，其用典之精、之多、之廣，可謂舉目即見，而這些自然不算“詞頭”。詞頭應該還無法上升到典故層面，只是常用習用的一些詞語或詩意，在王安石詩作與他人或自己的詩中反復多次出現。《宋詩選注》指斥王安石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匯和典故的游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其中的“搬弄詞匯”或許更接近于“詞頭”。《談藝錄》“荊公用昌黎詩”、“王荊公改詩”諸則，列舉王安石偷襲他人詩作的例證，其中應該就包括一些“為詞頭所壞”的作品。如《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天末海門橫北固”乃放大楊蟠“天末樓臺橫北固”，《次韻吳季野題澄心亭》“締構應從物外僧”乃應聲章得象“久住偏宜物外僧”等等，都是字面相襲、詩意反復之作，或可呼應“為詞頭所壞”的評騭。

　　錢先生在《容安館札記》中還指出王安石的七律重復自我。如《送別韓虞部》一詩頸聯“當年豈意兩家子，今日更為同社人”，在《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游今居復相近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一詩頸聯又出現了“當時豈意兩家子，此地更為同社人”，僅個別字不同；《偶成二首》其一與《寄曾子固》全篇唯有首句和第七句不同，其他諸句幾乎雷同。這些詩句的雷同，當然也不能全視作無意義的重復，就如同錢先生在《談藝錄》中論王安石詩時所引出來的思考：“一集之中，語意屢見，亦仿佛斟酌推敲，再三嘗試以至于至善。”但類似的自我重復加上大量的剿襲，其七律的精切工巧就不免打了折扣，這種作派大概給錢鍾書先生較深印象，于是評其七律“太半為詞頭所壞，純粹者少”，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詞頭”乃錢先生詩學批評術語中獨特的一例，而鮮見于同時學人著述，這給我們準確把握其意涵帶來了一定困難。以上結合錢先生他書用例及王安石作品嘗試論之，難稱切至，博雅君子，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