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超

　　我國當前正處于轉型期，社會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不斷增強，社會主體間利益關系日益繁復，矛盾糾紛多發且類型多樣。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18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強調，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這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的必然要求。

　　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就是要充分發揮多方合力，引導當事人選擇最為恰當的解紛方式，尤其是引導當事人優先選擇以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從而在根源上避免或減少訴訟的發生。當前在實踐中，司法機關“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這不僅反映出我國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以訴訟為主的傳統糾紛解決模式已經無法滿足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法治需求，難以實現對人民群眾權益的有效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我國有14億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負！我們不能單純依靠訴訟解決糾紛，而是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多方法治力量，最大限度激活它們在糾紛解決方面的治理效能，通過多元途徑及時、有效地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糾紛。

　　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要把好案件“入口關”，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這有助于將矛盾糾紛消弭在事前，化解在基層，從而減少進入訴訟的案件數量。例如，我國的調解制度被譽為矛盾糾紛化解的“東方經驗”。調解作為一項重要的非訴解紛方式，具有簡便快捷、成本低、保密性強、靈活度高、自治性強等優點。通過調解，可以在“案結”“事了”的基礎上實現“人和”，從而在根本上、實質上解決爭議。在我國，根據調解主體的不同，調解可以分為人民調解、法院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以及律師調解等類型。隨著社會分工的逐步細化，各行業的專業性不斷提高，還出現了行業調解、專業調解等途徑，并在化解行業糾紛的過程中日益凸顯其優勢。這些解紛資源都是多元糾紛化解機制中的重要法治力量，為人民群眾提供了多種可選的糾紛解決方案和權利救濟渠道。然而，如果并非法律專業人士，對于調解與訴訟之間的區別，以及不同調解方式在適用條件、法律效力等方面的區別，難免會存在混淆。這就要求在案件入口做好當事人的解釋疏導工作，通過向案件當事人呈現客觀情況，向其充分說明選擇各種糾紛解決方式的利弊，引導并說服當事人自愿選擇先行調解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

　　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關鍵在于提升解紛質效。仍以調解為例，訴前調解質量的高低，與人民法院履行審判職能有著密切的聯系。高質量的訴前調解會提升多元解紛機制的社會公信力，進而增強訴前調解對人民群眾的吸引力。如果訴前調解質量不高，矛盾糾紛在訴前得不到解決，就勢必會進入到后續的訴訟進程當中。實踐中，還曾經出現過調解主體消極怠工，違反法律法規和調解職業道德，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等情況。這不僅徒增了當事人的解紛成本，更是與依法保障人民權益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馳。不僅如此，訴前調解質量低下的負面影響不會局限于個案，潛在的其他當事人也可能因此而失去對訴前調解的信心，進而拒絕再在訴前選擇先行調解。如此一來，“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就缺少了現實基礎，“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也難以貫徹落實。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需要完善對于訴前調解運行過程中違規問題的處理機制，進一步提升訴前調解的規范化、專業化、法治化水平，從而不斷提升訴前調解的解紛質效，促進其發揮積極的示范效應。此外，還可以把民事、行政案件的萬人起訴率納入地方平安建設工作當中，將其作為一項考核指標，檢驗多元糾紛化解機制改革的成效。

　　強調解決矛盾糾紛不能一味依靠打官司，要減少訴訟的增量，并不是否認司法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司法是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重要法治力量，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需要落實其在“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上的職能作用。因此，司法機關不能單打獨斗，滿足于在糾紛發生后以判止紛，而是要主動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大格局中，充分發揮其在多元化解工作中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例如，202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健全完善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法院特邀調解名冊制度的通知》，積極探索優化特邀調解名冊工作機制，就是深化多元解紛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首先，人民法院通過健全完善特邀調解名冊制度，廣泛吸納專業、高效、優質的社會解紛力量成為人民法院的編外人員，將人民調解、行業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各類解紛資源予以整合，有助于發揮多元糾紛化解機制在定分止爭中的合力優勢。其次，人民法院利用其專業優勢，為特邀調解組織和特邀調解員提供業務培訓及指導，并健全違規行為處理機制，對于特邀調解中的違法違規和消極怠工等行為，依法依規進行處理，從而進一步提升特邀調解的規范化、專業化、法治化水平。再次，人民法院不斷完善訴調銜接機制，優化司法確認工作，以司法權力為背書，有效彌補了非訴訟糾紛化解方式權威性不足的問題，并通過司法確認程序為非訴調解“保底”，以此倒逼調解制度完善。最后，為了適應信息化時代的新特點，人民法院還積極提升特邀調解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實現多元糾紛化解工作數據化、可視化，將特邀調解管理納入一站式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體系建設當中，實現資源共享，以提高多元解紛的聯動性、協同性。

　　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不僅要面向已經發生的糾紛，還要著眼于潛在的糾紛。建立和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是人民法院和其他法治力量共同面臨的課題。一方面，應注重發揮立法對人們行為的引導功能，處理好風險社會中立法的確定性與社會風險不確定性之間的關系，強化立法的預見性，最大程度避免既存糾紛升級或未然糾紛發生。對此，除了開展立法前風險評估工作之外，改革試點過程中的種種經驗和教訓，也將對未來的立法修改具有一定參考和借鑒價值。另一方面，切實提升普法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努力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人民群眾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普法宣傳是一項系統工程，國家機關要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實踐教育，推動全民守法。隨著全體公民法治意識和法治素養的不斷提升，知法、懂法、守法，逐漸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就能夠從根源上避免或減少矛盾糾紛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