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北京大學考古百年、新中國考古專業教育七十年的紀念活動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舉行。

　　86歲的考古學家李伯謙在致辭時感慨：“北大考古100年的發展史，我有60多年參與其中。”

　　李伯謙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1961年畢業留校，開始教書育人，多年帶學生田野考古實習，即使后來忙于授課、研究，每年也都會抽空到考古現場。“考古必須以田野發掘為出發點，沒有考古的調查、發掘，考古學研究就很難向前推進。”

　　從昌平雪山文化遺址到偃師二里頭再到安陽殷墟，從盤龍城到曲沃曲村，從夏商周到新石器，李伯謙的領域不斷延伸。上世紀70年代，江西吳城商代遺址發掘過程中出土的器物涉及不同文化，李伯謙分析后認為，盡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響，但更多的是“土著”器物，于是將其單獨命名為“吳城文化”，這也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學研究中的自覺運用。后來，他運用這個方法相繼分析了多個遺存。

　　“田野考古也離不開研究文獻。從歷史文獻中找出要解決的問題，通過考古學研究來分析問題，這是宿白先生經常教導我們的。”李伯謙說。

　　北大考古系的師生從上世紀80年代起定期在天馬曲村遺址進行考古實習，一批批考古學家從這里成長，一件件出土文物充實到各個博物館，通過考古資料書寫了一部鮮活的晉國史。2022年是晉侯墓地發掘30周年，李伯謙對1992年的那次搶救性發掘記憶猶新：“發掘持續到2001年，我們共找到了9組19座大墓，出土了上萬件珍貴文物，隨葬的青銅器上有多位晉侯的名字，確定其為晉國第二代國君至第十代文侯共9位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觀眾走進今天的晉國博物館，還可以看到當年的發掘現場。”

　　因為看過很多遺址出土的青銅器，10多年前，李伯謙和劉緒不怕辛苦、費時費力地組織出版了20卷的《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為社會留下了一個扎實可用的資料庫。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恰恰是考古學可以用力之處”

　　今年夏天，《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距離1996年至2000年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過去了20多年。

　　李伯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四位首席科學家之一。這是國家“九五”重點科研項目，也是當時涉及學科最廣、參加人員最多的重大研究項目之一，2000年入選了全國十大科技成就。公布的三代年表，被各種工具書和教科書采用。

　　研究并沒有因為工程的結束而結束，而是提出了更多的學術課題。為此，2000年李伯謙主持起草了《關于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幾點設想》，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主持人之一，探討進一步追溯中華文明源頭的考古思路。“當時覺得，我們至少應該把黃帝時代究竟有沒有進入文明階段弄清楚。”

　　隨后啟動并延續至今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從“預研究”的黃河中游地區擴大到黃河下游和上游、長江上中下游及西遼河流域；從文明形成所需的自然環境、生業經濟擴大到都邑、聚落、年代、精神的研究，囊括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各個發展階段，涉及從自然到社會、從物質到精神的方方面面。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恰恰是考古學可以用力之處。我年輕時見過顧頡剛先生，也聽過他的演講。早期歷史的保存形成，最初只能是口耳相傳，等有了文字，將口述內容書寫出來，就成為傳說，它有合理的成分。”李伯謙說。

　　夏、商王朝曾經也是傳說，后來逐漸變為信史，這是中國考古學的重大成果。登封王城崗遺址的持續考古，推動了夏文化的研究，李伯謙認為這就是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王城崗遺址、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是夏文化不同發展階段前后相繼的三個重要代表遺址。”

　　考古學的優勢在于，挖出來的都是真實的。但考古材料也有弱點——常常支離破碎，而且不會自己說話，需要研究解讀才能描述歷史。

　　“史學形成有三個渠道。一是從口耳相傳以及古代文獻中尋找歷史；二是通過考古發掘的實物材料書寫歷史；三是社會學、人類學興起后，從人類學資料中尋找歷史線索。要獲取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必須把三者密切結合起來。”李伯謙說。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近幾年，在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鄭州東趙遺址、鞏義雙槐樹遺址、南陽黃山遺址以及山西陶寺、陜西石峁等與文明探源相關的重要遺址，都可以看到李伯謙的身影。為了研究方便，他索性搬到鄭州長住。

　　“傳統史學的三皇時代，大致對應考古學上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早、中期，五帝時代大致對應新石器時代晚、末期。從古國到王國再到帝國的三大階段，符合中國上古歷史的真相。”

　　什么是“文明”？“文明”達到什么狀況、什么程度才算形成？不同研究者會有不同回答，但都有一個自己衡量的標尺。李伯謙認為恩格斯“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說法最為貼切。

　　過去西方學術界多以城址、大型禮儀建筑、青銅器、文字作為判定社會已進入國家階段的標準，后來又以聚落的多級分化作為判定標準。李伯謙一直主張從多個方面討論聚落等級。

　　“比如，聚落規模是否出現分化？大型、特大型聚落是否出現大型宗教禮儀活動中心和建筑？墓葬在規模上是否出現分化？是否發現有專門的武器和象征最高權力的權杖、儀仗等器物？是否發現了文字和少數上層人物壟斷文字使用的跡象？這些標準都與中國考古遺跡現象緊密聯系。”

　　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道路及其特點等問題，不僅是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世界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在研究中國文明演進歷程中，李伯謙一直注意總結文明發展對于當下的啟示。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李伯謙始終堅信，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我們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楊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