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巖（人民日報編輯）

　　銅及其衍生出的青銅文明，在物質資料和社會意識雙向層面，深度參與了中國大歷史的構筑。而銅陵這座城市與銅、與青銅文化之間，被歷史和現實牢牢拴住，不能分開，直至當代。“銅為物之至精”，體會銅與銅陵的因緣際會，仿佛穿越時光的年輪，得以打撈中國歷史中的青銅印記，回想中華青銅文明的博大精深。

　　　一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秋，李太白54歲。

　　詩仙以鯤鵬自喻，只為和風而起，扶搖云霄。24歲便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匆將一生交付滄溟萬里，浩渺天地。此番他歷金陵、揚州，再順江而下，來到安徽境內，秋浦河畔。詩仙已屆天命，不知仍否記得，當年蜀中大匡山大明寺大雄寶殿前，白衣少年劍眉高聳，虎眼炯炯，伴著晨鐘暮鼓，長劍飛動？劍氣所到之處，銀光乍起，矯若飛龍。最是歲月撫人心，最是時間薄情意。御用文人的活計厭倦了，縱酒昏穢的日子不想再過，詩仙決心遁入方外，做一場逍遙游。延陵劍不見，銀鞍馬難尋，客游秋浦，迎接他的是隱居石門山桃花塢的好友——高霽。

　　秋日秋浦河，江天一色，空水澄鮮，群鷺翔集，沐猿嗷鳴。二人搖輕舟蕩小楫，觀眼前景，聽自然聲，話詩與酒，暢快淋漓。不知不覺，日頭不見蹤影，河面漆黑一片。江水浩寂，月輝清冷，二人收攏興致，預備登岸歸家。不料水路一轉，河岸忽現一村，紫氣升騰，火光沖天，照得眼下恰若朗朗白日。詩人興致又起，隨即系纜棄船，決意前去瞧個究竟。

　　行至村前，發現村名喚作百爐莊，“爐”乃冶煉青銅的熔爐。眼前是好一幅寒夜冶煉圖：火苗在爐灶里上下騰躍，一爐火便是一星光，百家百戶百爐之火，星光點點即成星輝斑斕。火光也被拋上了天，映紅暗夜冥空，映紅冶煉工人的臉。工人們抱柴添火，拉動風箱，凝固銅水，灌入模具，錘打固型。手抬手落間，火星隨之四濺，紅光熒熒，仿若山間飛出成群的螢火蟲。偶爾一個蹦到胳膊或是手背，燙起水泡，也不以為意。

　　眾人全神貫注，腆胸疊肚，頭也不抬，任由汗珠滾在額頭連綴成線，再啪嗒啪嗒，順著脖頸滾落到身上。嘴里的號子唱個不停，你一句我一句接連著喊唱。山野間沒有舞臺，風箱呼呼就是伴奏，鐵錘鏗鏗就是和音，清風明月就是觀眾。眾人一句咬著一句，唱得山川震動，詩仙的心緒也跟著沸騰。工人唱了什么，無人記錄，詩仙揮筆寫就的《秋浦歌》，卻把這個聲光絢爛的夜晚留了下來：

　　　爐火照天地，

　　紅星亂紫煙。

　　赧郎明月夜，

　　歌曲動寒川。

　　后據郭沫若考證，這是中國古代唯一一首描寫冶銅工人的文學作品。彼時秋浦，正屬古銅陵地區。李白詩作以瑰麗想象著稱，或許有人以為，詩中的“紫煙”是詩人的浪漫主義筆法。實際上，詩人只是把當夜的所見所聞秉筆實書。剛由地底開采出來的純銅，質地柔軟，常溫下即呈紫紅色，帶金屬光澤。連白發都能抻出三千丈的李白，在這個夜晚，的確為眼前壯觀的勞動場面所震撼，震撼到忘記調動旺盛的想象和夸張的修辭，把詩作得一點都不“李白”。

　　李白所見這寒夜冶銅盛景，在銅陵并非一時一地之景象。翻閱方志，回望過去，不經意發現，一座城市竟能與一種金屬元素兩相膠合，如此緊密。銅不僅是造物主賜予銅陵的天然礦藏，成為城市的財富發動機、歷史助推器，以更遼遠的視角看，銅更是這座城市帶有根脈意義的文化圖騰與精神象征。

　　以詩證史或許失之偏頗，考古發掘證據確鑿。銅陵博物館所藏2010年發掘于銅陵鐘鳴鎮師姑墩遺址的與銅相關的各類遺存，包括爐渣、爐壁、銅器、銅塊、鉛錠、陶范和石范等，經碳-14測定年代和樹木年輪校正，最早的遺物年代可追溯到夏代晚期。那些大大小小的黑塊頭，小的幾寸見方，表面坑坑洼洼，布滿孔洞，像是小孩子的手指摁在橡皮泥上。最大的一塊足有大半人高，像是遙遠天外降臨地球的隕石。

　　夏代中國，華夏國家文明星芒初露，這些黑黝黝的爐渣和銅塊即已從先民手中孕育，而追認它們的緣起，更是要把時針撥到太古。得益于長江中下游沖積平原與皖南丘陵山區交接碰撞，深埋在地幔深處的高溫巖漿，遭受地殼運動壓力，順延薄弱地帶侵入地殼，或沿著構造裂隙噴出地表。巖漿起初熾熱黏稠，聚起的勢能卻足以熔融大地。待到熱情退卻，巖漿冷凝，不同溫度條件下，鎢、銻、銅、鉛、鋅……這些地質運動造就的精華便一一成形，在地心深處找到歸宿，靜悄悄等待后人采掘。

　　古銅陵的采礦人，開采銅礦作何用？博物館展出的小件銅器遺物，多是銅鏃等兵器。導覽詞介紹，與先秦時期的著名鑄銅遺址，如安陽殷墟、偃師二里頭等官營作坊相比，鑄造它們的合金類型繁雜，砷鉛錫銅四元合金都有。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起源之地，政治統治中心所在，用料優中選優自然不難理解，偏安一隅的師姑墩，銅料配比并無嚴格要求也在情理之中。

　　漢代以前的先秦時期，銅資源便是歷代王朝爭相追逐和極力控制的目標。除了古銅陵地區，湖北的銅綠山、山西的中條山、江西的銅嶺，都是銅資源聚集的戰略要地。銅綠山礦冶遺存中的豎井、平巷、盲井、斜井……縱橫交錯，層層疊壓，靠木制榫接方框支架維護，最早可追溯到春秋。黃河、涑水河間的中條山，酈道元在《水經注》中稱道：“奇峰霞舉，孤峰標出，罩絡群泉之表，翠柏蔭峰，清泉灌頂。”據考古學家推測，夏商時期，也許先人們聚在中條山一帶，采掘銅礦，煉鑄生產。山西夏縣發現的銅鑿、銅鏃和面范，侯馬發現的東周鑄銅遺址，緊鄰黃河和中條山的古虢國墓地出土的西周銅器，皆為明證。至于江西九江幕阜山東北角的銅嶺銅礦遺址，經考古學家五次發掘，出土煉渣總量有10萬噸。其他遺跡有工棚、選礦場、露天采坑、槽坑、材料加工場、圍棚等。遺物有采掘、提升、裝載、運輸、淘洗、照明、排水等工具以及生活用具。遺址保存之完整、內涵之豐富，讓人嘆為觀止。

　　看著眼前這些幾千年前的銅鏃，想象這些采銅礦冶歷史遺存的昨日風華，歲月的風化讓它們銳利盡失，渾身上下殘斑點點。但前聚成鋒、邊緣成刃、后延倒刺的樣態，還依稀可見，引人想象當年的將士是如何圓睜怒目，會挽雕弓，把它接合在弩箭上，穿過如雨的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熱血，穿透敵兵的胸膛。

　　戰場上的打打殺殺、軍士間的兵戎相見，青銅被血與火激發了暴力邏輯，從而充當維護國家安全的盾牌。李白在銅陵偶遇的場面，那些工人所煉之銅，或許也有一部分被送至軍器監，被制成兵器送上戰場。事實上，彼時的大唐，戰爭的風雷已在帝國后院鳴響。粟特人安祿山入奏，請以番將代漢將，又請調洛陽兵至薊門。流連笙歌美人的唐玄宗一一準許。待叛軍發兵自范陽南下，河北諸地盡陷，朝堂大為震動。叛賊反意已明，榮王李婉、高仙芝、哥舒翰、郭子儀、顏真卿……眾將紛起，皆欲與叛軍決一死戰。窮兵黷武，或勝或敗，歷經貞觀開元繁華盛世的大唐王朝，終于來到歷史的峽口，向天塹深溝、荊棘惡土墮墜下去。

　　說來倒巧，遠離長安戰火的古銅陵地區，與唐帝國緣分不淺，甚至一度成為國家的采冶銅業中心和鑄幣基地。翻開《新唐書·地理志》：“南陵，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來屬。后析置義安縣，又廢義安縣為銅官冶。利國山有銅，有鐵……”用今天的話說，銅礦是國家重大戰略資源，事關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唐朝時銅陵屬宣城郡南陵縣，設“銅官冶”，便是朝堂為禁止民間私采銅礦、私鑄貨幣而將采礦鑄幣的權力收歸中央。“利國山”更是玄宗親下詔書，封古銅陵境內的礦冶之山銅官山為利國之山。深山里的銅料源源不斷開采，或被鑄成貨幣，進入市場流通；或被制成銅器，供王公把玩。這些億萬年前得益于地殼運動的金屬，在銅陵這個小小的市鎮被冶煉工人反復敲打淬煉，成為源源動力，支撐著大唐帝國八方來朝，繁榮著市井社會經濟商貿。

　　銅陵博物館內還藏有一件唐代盤龍紋鏡，鏡背浮雕一龍，騰空而起，繚繞于云氣之中。唐玄宗恰有一首《千秋節賜群臣鏡》，中云：

　　　鑄得千秋鏡，

　　光生百煉金。

　　分將賜群后，

　　遇象見清心。

　　玄宗所賜之鏡，是否就是眼前這面？或是由銅官山出土的銅料打造？歷史總會在一些細節之處，展現人力算計不得的蹊蹺與乖謬。晚年的李隆基長居甘露殿，身邊一眾親信皆被清洗，獨剩君王一人顧影自憐。此番境地，再華麗的銅鏡，想必照出的也是個愁云慘霧、郁郁寡歡的模樣。

　　人生的憂郁，李白無從領會。此時他身處煙雨江南，未被戰爭的腥風血雨裹挾。詩仙敞開心性，彈撥藝術的琴弦，由衷贊美眼前的冶銅工人。李白是劍迷，吳鉤干將莫邪時常掛在嘴邊、寫進詩里。題詩以后，他是否與高霽上前向工人討鑄青銅佩劍一柄？紅星爐火已熄，不多久，青蓮劍俠也在離此不遠的當涂追月而去。讓人感喟的是，幸有乘月而行的一晚，才讓那爐火、那縷煙，寫進了歷史，被后人銘記。

　　　二

　　送走了大唐的爐火和風煙，有宋一朝，銅陵迎來了宋詩的“開山祖師”梅堯臣。梅堯臣是安徽本地人，老家宣城離銅陵不過百余公里。宣城古稱“宛陵”，后世便尊稱梅堯臣“宛陵先生”。皇祐五年，梅堯臣本在杭州永濟倉做監官，主管糧倉事務。是年母親病逝，便解官歸鄉，扶母親靈柩回宣城守制。路過銅官山，當礦山深處傳來日夜不息的鑿山采銅聲時，詩人雖尚在喪母之痛中，仍按捺不住心悸，寫下《銅坑》一詩：

　　　碧礦不出土，

　　青山鑿不修。

　　青山鑿不休，

　　坐令鬼神愁。

　　好一句“坐令鬼神愁”啊！采礦的工人裸露著青銅色的身軀，與山巖通體一色，他們手持金屬采掘工具，躬身俯臥在黑暗狹長的礦坑中，艱難地揮動著雙臂。他們一錘一鑿攻擊山巖，仿佛也在攻擊自己的軀體。身體是采礦人寄予生存希望的最大本錢，揮動臂膀舉起鉛錘，也是在攪動生活。陶淵明有詩云：“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體的最終歸宿在大山深處，這些采礦的工人理應體會得更早更精。

　　忽想起古希臘雕塑，十分擅長為雄強有力的身體塑形，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健碩的身體又再次回歸藝術家的視線，成為藝術家審視的對象。那些競技體育場中的運動健將，或是《舊約》神話中的英俊王子，多少帶有藝術家謳歌力量與人性的美而刻意附加的魅力。若是米隆或米開朗基羅，穿越到宋朝的銅陵，像梅堯臣一樣見到采銅的場景，再將之訴諸雕塑形象，想必較之于流傳后世的《擲鐵餅者》和《大衛》，也不會失色。

　　宋詩很有意思。在華麗的唐詩的蔭蔽下，宋詩仿佛失去很多闡釋的空間。人們似乎覺得，唐詩才是天才詩人們逞才使氣的天地，宋詩就是玄經義理的枯燥圖解罷了，怪不得魯迅說：“一切好的詩，到唐代就已經做完了。”我相信錢鐘書的論斷：“詩分唐宋，唐詩以風情神韻擅長，宋詩以筋骨思理見勝。”讀唐詩像是吃荔枝，一顆剝開入口，晶瑩剔透，滿頰生香。讀宋詩像是嚼橄欖，初入口清苦干澀，回甘卻在咀嚼之后，值得花時間讓口腔與之慢慢廝磨。

　　梅堯臣開宋詩風氣之先，曾激烈反對雕潤密麗、辭藻華美的西昆體，主張詩歌要作得平和沖淡，樸實蘊藉。《銅坑》一篇短短四句，平淡了三句，詩人還是忍不住在最末句棖觸萬端，興盡悲來，為采礦的工人們怒號：哪怕是鬼神見了也愁怕。沒有大規模工業介入的手作年代，我們借了梅堯臣的同情之眼，將這采礦的人的苦與難，仔細瞧了一過。

　　采礦工人的辛勞并沒有付諸東流。他們的千錘萬鑿，鑿透了山體里的礦脈，也鑿出了一個世俗世界的繁華與錦繡。銅陵作為沿江古礦區，伴隨著對銅礦的開采、冶煉，鑄造業高度繁榮，商貿經濟高度發達，城鎮里的百行千業，隨之邁向中興，一個成熟的市民商貿社會，在此形成。如今銅陵江邊已是國家歷史文化名鎮的大通，是這段繁華歲月的見證者。據北宋元豐三年《元豐九域志》記載，“州東北140里，五鄉，大通、順安二鎮”。大通瀕臨長江，南來北往的貨物在此遞運集散。如今走在古鎮大通的紅麻石板街，看著臨街粉墻黛瓦的小門面，還有自帶美人靠的臨江吊腳樓，似乎還能想起當年那個商貿輻輳、經濟富庶的興旺景象。有楊萬里的詩作《舟過大通鎮》為證：

　　　淮上云垂岸，江中浪拍天。

　　須風哪敢望，下水更勞牽。

　　蘆荻偏留纜，漁罾最礙船。

　　何曾怨川后，魚蟹不論錢。

　　風急浪高，水拍江灘，霧氣蒙蒙，險象環生。纖夫緩慢地拖動船只，密集叢生的蘆荻花，偏偏牽留住船上的纜繩。多到“不論錢”的魚蝦蟹，在漁罾里躍動，阻礙船只前行。楊萬里的觀察準確細致，下筆處處皆是可見可信的畫面。叫人好奇的是，楊萬里舟過大通、悉心記錄后，是否會發出疑問，這個偏安江隅的小鎮，怎會有這一派繁榮景象？

　　翻開史書，原來還是得益于技術的進步。宋代的礦冶技術產生了水法冶金的應用，即所謂的“膽水冶銅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這段《宋史·食貨志》中的記載，清晰還原了膽水冶銅的全過程：利用金屬鐵從含有銅化合物的溶液中置換出銅，然后刮取經烹煉得到銅錠。看似要在現代化學實驗室里才能完成的化合分離反應，居然在遙遠的宋代就能實現。

　　英國的李約瑟博士一直好奇，為什么中國古代的科技如此之發達，近代科學卻沒有在中國古代誕生？真正意義上的物理學、化學革命都是發端于歐洲，繼而引發工業革命，帶動生產力變革，締造現代社會。其實，從古銅陵地區的“煉銅法”即可看出，中國古代真正發達的是應用技術體系，一項技術的成功與否，并不取決于科學家們在實驗室里一次次來回試錯，而在于這項技術是否能夠應用于實際的勞動生產中。科學遵循的是不撞南墻不回頭邏輯，一次不成再試一次，不成功便成仁。技術遵循的是效用和功能邏輯，就像“膽水冶銅法”，要的只是鐵在溶液中置換出銅，至于銅與鐵在溶液中發生的是什么反應，至于現象背后因果鏈條，熟練操作的技術工人們不置可否，從不追究。

　　以今天的眼光看，李約瑟實際混淆了科學與技術的概念。他囫圇吞棗地把科學與技術混合在一起分析問題，概念的混用帶來邏輯的混亂，殊不知二者表面確有相關，根底卻判若云泥。李約瑟晚年像一個皓首窮經的發掘者，一直在中國古代的科技文獻中爬羅剔抉，打撈出不少藏在史冊里中國古代科技的多個“世界第一”。可惜的是，李約瑟應該沒有讀過《宋史·食貨志》中這段記載，更沒像梅堯臣一樣，看到這愁煞鬼神的采銅景象。要是如此，他對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應該能加深一層認識吧。看來，還是陸游的詩說得有理：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宋朝銅陵的繁華盛景，技術的推動一馬當先，若是放寬歷史視界，會發現這是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南方經濟聲勢浩大的合唱中一段清婉的小插曲。自東漢末年始，大批北方的百姓為了躲避戰爭、尋求安定，開始向南遷徙。農耕自然經濟年代，人口就是生產力，人口的多寡決定著地區生產力的高低。《三國志》里關于東漢末年北方戰亂的場景有這樣的記載：

　　凡坑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余，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

　　于是乎，中國歷史便開始了第一次人口向南大遷徙。宋朝以前，這等規模的遷徙，還曾有過兩次：一次是衣冠南渡，一次是安史之亂。到了宋朝，南方的人口已超過北方。梅堯臣主監的永濟倉，就是南方有名的糧倉。南宋時期，南方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糧倉。精耕細作的耕種、河道縱橫土地豐腴的平原腹地、稻麥一年二作制、溫潤的氣候、新物種的引進，當然還有勞動人民的勤勞肯干……一個個有利的砝碼都促使南方整體的經濟產量蒸蒸日上。江南的富裕與雅致，深處皖江地區的銅陵，自然也分得一杯羹。

　　可惜，好景不長。宋金對峙開始，戰爭頻繁發動，礦冶急劇衰落，銅礦產量猛跌。金人的連年侵犯，更是讓官辦的銅礦開采和冶煉業陷入停滯。南宋紹興年間銅產量每年僅1389斤，記錄在《宋會要輯稿·食貨》里這個少得可憐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等到元代的礦冶加倍受到戰爭重創、明代的封坑閉礦開始施行，古銅陵采銅、煉銅、鑄銅的輝煌景象，就湮入歷史的風煙里，不再被人記得。走入近代，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破壞更為徹底。新中國成立前夕，銅陵礦區僅留有巷道400余米，多數已坍圮，淪為山中廢墟。千年前，詩仙歌詠的銅官山，紅星紫煙不再，爐火天地暗暝。宛陵先生贊嘆過的千錘萬鑿和青山碧礦，皆成一片荒涼。

　　　三

　　銅陵的歷史淵源與文化積淀如此深厚，銅陵與銅的緊密連接，竟能持續千年不衰。一座城市與一種金屬，就這么被歷史和現實牢牢拴住，不能分開，直至當代。

　　新中國成立后至今，銅陵創造了新中國銅工業的多項“第一”：第一座機械化露天銅礦在銅陵設計建設，第一個現代冶煉工廠在銅陵建成，第一座掌握了氧化礦處理技術的城市是銅陵，銅陵煉出了新中國第一爐銅水、產出了新中國第一塊銅錠、誕生了中國銅業第一個上市公司，電解銅產量多年保持全國第一……這樣的成績累加在一起，說銅陵是新中國“銅工業的搖籃”，也名副其實。

　　走進了最新最先進的銅材料生產車間，一卷卷銅箔在精密儀器的操作下有序滾動。一根頭發的直徑約為60微米，而生產線上的銅箔，厚度不到發絲直徑的十分之一。這種薄度的銅材料，對鋰電池提升抗拉強度、提高能量密度非常關鍵，如今火熱的新能源、集成電路，就要大量用到。與銅箔的重要性相比，研發也是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艱難歷程。只有在實驗室里進行成百上千次試驗，在上百種添加劑中找到一兩種提升銅箔延伸率的添加劑，再結合高溫時效處理工藝，才能生產出合格的銅箔來。

　　梅堯臣對古代礦工采礦景象的描寫，重新回到腦海里。在古代社會，工人們采礦憑著渾身蠻力和手中的斧鑿，冶煉靠的是鐵片膽水，千次萬次重復。科技昌明的今天，銅陵的礦產資源面臨枯竭局面，但技術的進步化危為機，智能數控技術、配套制酸技術等新技術的采用，讓銅的冶煉更加綠色、更加環保、更加高效。而像銅箔這樣的銅材深加工產業集群在銅陵崛起，彰顯的是銅陵“抓住銅、延伸銅、不唯銅、超越銅”的產業升級變革的壯志雄心。

　　“銅為物之至精”，體會銅與銅陵的因緣際會，仿佛穿越時光的年輪，打撈中國歷史中的青銅印記，回想中華青銅文明的博大精深。司母戊大方鼎、杜嶺方鼎、婦好鸮尊、四羊方尊……這些震古爍今的鎮國重器，維護著宗法結構，奠定了禮樂制度，更將國家、王權、貴族和財富的象征意義，收納進奇異的紋飾、典雅的銘文和炫麗的美學氣質。承載禮制與政治功能以外，銅的經濟實用功能也一直與歷史的進程相伴相隨。秦朝的銅鑄圓形方孔半兩錢，為后世簡化幣制、統一國家和人民的經濟生活做出范例。兩漢的五銖錢，枚重五銖，形制規整，重量標準，實現了中央對貨幣鑄造權的集中統一。自唐朝始，開辟新紀元的銅幣“通寶”，便不再以重量為名稱，改為“通行寶貨”，并冠以朝代、年號或國名。南唐的“大唐通寶”“唐國通寶”、宋“太平通寶”、明“永樂通寶”、清“康熙通寶”……這些換算便利的新衡制，在錢幣鑄造的形制和重量上，更適合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是中國歷史進程中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逐漸擴大的產物。銅及其衍生出的青銅文明，在物質資料和社會意識雙向層面，深度參與了中國大歷史的構筑。

　　銅陵義安大道中段有著一尊醒目的城市雕塑——商周青銅壁。青銅壁中復制了一件1979年出土于鐘鳴鎮的獸面紋大鼎，大鼎敞口平沿，方唇鼓腹，腹部雕飾獸面紋，足膝部有兩道箍形圈飾。雕飾線條簡練而豪獷，鼎腹部三組獸面紋飾將饕餮紋變形肢解，突出了獸面的雙目，更顯出大鼎的肅然巍峨，氣象莊嚴。翻開上古神話，黃帝鑄鼎成仙，刻地理形勢與珍奇異獸于鼎上；禹鑄九鼎，以象九州，既定賦稅，萬國遵從。獸面紋大鼎把守著李白和梅堯臣們來過的城市，笑迎八方客，仿佛在說，不來銅陵，真不知3000年青銅文化如此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