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萬人次接力托舉中國飯碗 培育超70%農作物新品種

　　南繁育種薪火相傳

　　本報記者 韓亞棟 管筱璞

　　秋天，他們像候鳥一樣從全國各地飛來；春天，他們帶著沉甸甸的收獲，將希望的種子撒向大地——

　　在央視近日播出的2022年《開學第一課》上，82歲高齡的育種院士謝華安，面向全國中小學生講述了他畢生為之奮斗的“金色種子夢”：為了“讓人人有一碗飯”吃，他追著光和熱來到海南南繁基地，培育優質稻種，斗天斗地還要斗老鼠……南繁，這個在育種專家心中具有特殊意義的詞匯，也像種子一樣栽種在許許多多孩子們的心中。

　　南繁，農作物種子南方繁育的簡稱，是指每年秋冬季中國大陸的育種專家們來到北緯18度線以南，在三亞、陵水、樂東三市縣的沿海地區從事農作物育種的科研工作。這一方熱土，如磁鐵一般，吸引著一代代追光逐夢的科研工作者。新中國成立以來育成的2萬多個農作物新品種，超70%曾經過南繁孕育。800余家農業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種業機構的超8000名科技人員，因為這年復一年的例行“遷徙”，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南繁人。他們不僅托起“中國飯碗”的堅實底座，還在精神高地上立起豐碑。

　　全國已經育成的農作物新品種中，70%以上經過南繁基地培育，托起“中國飯碗”的堅實底座

　　“我從小就是餓著長大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外婆曾想喝上一碗稀飯都得不到，所以我從小就懂得，一碗飯是多么重要……”《開學第一課》上，謝華安院士的講述，把人們的思緒帶回到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

　　用僅占世界9%的耕地，養活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吃飯問題歷來是我國舉足輕重的大事。為讓人們吃飽飯，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開啟了修水利、育良種、造化肥的種種努力。1956年，育種專家吳紹骙首次提出異地培育理論，由此拉開南繁育種的序幕。

　　“雜交水稻已經遍植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注意，幾乎所有的水稻優良品種都是從海南繁育出來的。”提起南繁，袁隆平生前如是感嘆。

　　“把對祖國的熱忱結成飽滿的稻穗”，自1968年起，袁隆平帶著兩位助手到海南尋找野生稻——雜交水稻三系配套須有雄性不育的水稻做基礎，而野生稻是育種專家的希望所在。一年又一年，袁隆平和助手們默默地在太陽下低頭，在大地上尋找那一株可能造福人類的野生雄性不育水稻。

　　1970年11月23日11時，這株永載史冊的野生稻，被三亞南紅農場農技員馮克珊和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南紅農場的一個鐵路涵洞附近的水塘邊發現。正是這株后被命名為“野敗”的野生稻，為雜交水稻研究打開了突破口。

　　此后，從雜交水稻三系配套到兩系法獲得成功，再到超級雜交稻畝產攻關屢次刷新紀錄……攀登一座座科研高峰背后，袁隆平年年如候鳥般來到海南。他生前多次說：“雜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勞應該歸功于南繁。”

　　個子不高，衣著平常，黝黑的臉龐透著亮光，一雙粗糙的大手結實有力——這是謝華安院士留給人們的印象。《開學第一課》上，謝院士一雙“比耕田的還要粗糙”的手，讓人淚目。

　　謝華安告訴記者，父輩給他起名“華安”，就是希望中華民族長治久安。幼時挨餓的經歷，在他心底埋下“糧食安則中華安”的種子。高中畢業后，他毫不猶豫報考福建龍巖農業學校。1972年底，全國掀起雜交水稻協作攻關浪潮，謝華安作為福建三明地區南繁領導小組組長，一行8人被選派到海南從事水稻育種。

　　懷揣讓人吃飽飯的樸素愿望而來，他們面對的遠不止技術難題。為買到前往海口的車票，排了整整一個通宵的隊；本以為海南呈現的是處處鶯啼、鳥語花香的景象，迎來的卻是“三只老鼠一麻袋，十只蚊子一盤菜，三條螞蟥做條褲腰帶，毒蛇躥到身上來”。一個20平米的堆滿了谷子、化肥、農藥及柴油桶的倉庫，是他們到達南繁基地后的第一個家。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每天要砍柴做飯，時常因下雨沒柴燒火而吃不上熱飯……盡管如此，大家毫無怨言，年復一年、風雨無阻地像候鳥一樣“飛”到那里，日復一日、通宵達旦。

　　“正因為有海南島南繁，成就了我的理想，育成了汕優63。”謝華安說。從1986年到2001年，汕優63連續16年成為中國種植面積最大的雜交水稻品種，累計推廣面積近10億畝，增產糧食700多億公斤。

　　艱苦育種半世紀，奮斗的印記刻在手上，飽經風霜。常年風吹日曬，雨淋水浸，謝華安落下重度風濕性關節炎，但是他說：“最好的養身之道，就是走向田間。”青青的稻苗中，年過八旬的謝華安彎著腰，如同一張拉滿的弓。

　　據海南大學副校長曹兵介紹，不只水稻，全國已經育成的農作物新品種中，70%以上經過南繁基地培育。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累計已有60萬人次來到海南開展南繁科研育種，為“中國飯碗”筑造了堅實底座。

　　“用自己的手攥緊中國種子”，把農業“芯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國無農不穩，農以種為先。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緊中國種子，才能端穩“中國飯碗”，才能實現糧食安全。種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種業科技就要自立自強。

　　地處熱帶，常年高溫，在別處只能種一季到兩季的作物，南繁基地能種兩到三季。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育種的“加代”，即在育種過程中，增加種子繁衍的世代。“在別的地兒，只養出兒子的時候，在南繁，孫子輩已經出生了。”南繁基地因得天獨厚的條件成為“育種天堂”，也見證著育種專家為實現種源自主可控的不懈努力。

　　上世紀90年代，棉鈴蟲災害連年暴發、肆虐全國，整棵整棵棉花被吃得就剩下硬稈。隨著棉鈴蟲抗藥性的增強，一般農藥已無濟于事。棉花幾乎無法再耕種，棉農無不“談蟲色變”，只得紛紛棄種。紡織業因原料短缺遭遇重創，外企趁機占領中國市場。

　　當時，美國孟山都公司已研制出Bt抗蟲棉，我國與對方幾經談判，但終因條件苛刻未能引進。“一是要價高，二是涉及知識產權問題免談，說白了，我們只能買，不能照著做。”中國抗蟲棉之父郭三堆回憶。

　　面對國家的憂慮、棉農的渴望、國外種業的步步緊逼，除了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抗蟲棉，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郭三堆臨危受命，帶領團隊開啟抗蟲棉科研攻關“大會戰”。1994年單價抗蟲棉研制成功，使中國成為第二個擁有抗蟲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

　　1996年起，為加快育種速度，郭三堆團隊來到海南開展南繁育種。1998年雙價抗蟲棉研制成功，有效解決了棉鈴蟲產生抗藥性的難題。此后，郭三堆團隊與育種單位聯合育種，自2005年起連續4年審定了4個三系抗蟲棉品種，大幅提高了產量，使我國成為最早審定三系抗蟲棉品種并用于生產的國家。

　　“沒有南繁基地，沒有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就沒有現今我國抗蟲棉轉化和產業化的發展速度。”郭三堆告訴記者。

　　近年來，郭三堆團隊與育種專家聯合育種，育成抗蟲棉新品種197個，累計推廣5.6億畝，減少農藥用量65萬噸，帶動新增產值1000億元。眼下，他們又在抗除草劑棉育種上取得重大進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抗除草劑棉比抗蟲棉的應用前景更廣泛。”郭三堆介紹，草籽隨風飄散，危害甚廣，依賴人工除草，費時費工，使用除草劑，又難免傷及作物。他們借助技術力量，開始研制抗除草劑棉花，與美國同類產品相比，還能更好解決除草劑殘留問題。目前，抗除草劑棉已完成安全性評價的生產性試驗工作，正在申報生產應用安全證書，有望為降低草害、促進我國棉花及相關產業發展再立新功。

　　“一邊當農民，一邊搞科研”，一輩子只干一件事，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下午5點以后聯系吧，這會兒正在地里……”記者撥通玉米育種家程相文的電話時，這位86歲的老專家正在玉米地里記錄作物性狀。

　　本該是兒孫繞膝、盡享天倫的年紀，他卻把時間都給了玉米。眼下，程相文正致力于選育出抗逆性更強、易機收的高產品種。上午9點左右，他拿起科研筆記本，領著2個研究生，一頭鉆進地里。5個饅頭，3瓶水，是全部的伙食。

　　程相文的研究生張志騰告訴記者，眼下正值玉米收獲前田間鑒定的半個多月，程老每天都會帶著他們下田，“帶點饅頭和水，在田間一干七八個小時很正常”。程相文說：“玉米是個生命體，你要感受它，了解它，就得去田間。”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個品種可以造福一個民族。”程相文筆記本扉頁上，總寫著這句話。他說，自己幾十年干的是玉米、想的是玉米，一天也離不開玉米。

　　1964年11月，28歲的程相文穿著棉襖棉褲、方口布鞋，腰間系著一條棉布褲腰帶，背上裝有50多斤玉米種子的布袋，獨自一人擠火車、轉汽車、坐輪船，輾轉奔波15天，來到南繁基地育種。

　　他在村里租了8畝荒地，開墾出的4片試驗田都在山溝里。育種頭一年便遇到大旱，生產隊派來6位青年社員一起挑水抗旱，整整14天，才使8畝玉米種苗返青。剛松口氣，一場大雨又把2塊地的種苗全淹了。他又挽起褲腿，和社員們一盆一盆從地里往外舀水，一連排了7天，總算保住了玉米苗。這一年，程相文將收獲的第一批雜交種拿回家鄉讓農民種，畝產從往年的一百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五六百斤。鄉親們都說：“小程帶回來的是‘金豆子’。”

　　“南繁南繁，又難又煩。”1995年，程相文的一位助手初到南繁。“過年不吃餃子，這叫過年嗎？”除夕那天，他下午買肉，半夜和餡，初一一早包餃子。等餃子煮熟，只見鍋里漂著一層白花花的沫沫，仔細一看，原來是餡里鉆出來的蛆！當時南繁尚未通電，沒有冰箱，在接近30℃的高溫下，餃子餡已變質。盡管艱苦，但在程相文眼中，這里是“育種天堂”。

　　海南老鼠多，當地人又有放養水牛的習慣。為看護玉米，程相文白天提防水牛，晚上還要拿著手電筒到地里斗老鼠。就這樣24小時呵護玉米苗，看著它一天天長大。

　　春華秋實。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程相文說：“我搞育種工作50多年，吃了一些苦，受了一些累，但老天沒有辜負我們的付出和努力。真正算起來，收獲比付出要多得多。”

　　一邊當農民、一邊搞科研，一輩子干好一件事，南來北往五十余載。滿頭青絲的小程，成了鬢發染霜的老程。他先后選育的14個玉米高產新品種通過審定，其中“浚單”系列在全國累計推廣3億多畝。但程相文的人生字典里沒有“退休”二字，他繼續著冬去春來的候鳥生活。

　　“做科研要有一顆像棉絮一樣純粹的心”“育種人應像優質棉種一樣，適應性強、抗逆性強”……60多年來，一代代育種專家在這片熱土揮灑智慧，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成果送進億萬農民家。

　　“傳薪街”與“隆平街”并行通向“振興路”，推動種業振興是幾代南繁人的共同使命追求

　　10年前，三亞市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助理研究員曹明研究生畢業時，擺在面前的本來有這樣幾條路：一是回老家當選調生，二是留在華南農業大學繼續做研究，三是去深圳一家企業。但他卻選了第四條路——去南繁。

　　此前，曹明帶著關于香蕉施肥技術的論文選題來到這里，不料實驗做了一半，香蕉就染上枯萎病全軍覆沒，只得換個地方重起爐灶。后來他才知道，問題出在土壤上。

　　“這里的確有得天獨厚的光照條件，但土壤狀況并不理想。”曹明解釋，海南的熱帶土壤本體基礎不太好，肥力不夠強，加之日曬雨淋、臺風侵蝕，對育種有一定影響。

　　如何改良土壤？傳統思路是施加有機肥，但費時費力，不是最優解。經研究，曹明和團隊想到借助綠肥還田的辦法：利用夏季土壤空閑時期種植植物，再就地化為肥，為土壤補充有機質。幾經實驗，他們選擇了田菁。

　　曹明說，田菁生長速度快，每年5、6月份播種，2個月植株就能長到2米高。海南夏季常有強臺風天氣襲擾，田菁不僅耐澇，還能利用水分快速生長，加之它是一種豆科植物，通過根瘤菌能將空氣中的氮轉化為土壤中的氮肥，有效補充肥力。

　　無人機撒種，大型機械還田。一畝地種植綠肥，相當于增施1噸至2噸商品有機肥。經過推廣，該技術已在三亞南繁核心區實現全覆蓋，并入選2021年全國農業綠色發展典型案例。

　　寒來暑往，秋“種”冬“忙”，變的是來來往往的科研材料和育成品種，不變的是科學家們的執著與奉獻。如今的南繁，有許多像曹明這樣的“80后”“90后”，他們勤勉工作，開拓進取，為我國現代種業發展、國家糧食安全奉獻著青春和汗水。

　　“把最好的土地給南繁。”為保障國家育種大計，海南省專門成立南繁管理局，辟出科研育種保護區，輔以高標準農田和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科研人員“拎包入住”，再無后顧之憂。從居無定所、年年找地，到基礎設施有改善、科研用地有保障，南繁的創業創新環境今非昔比。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指出，發揮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優勢，建設全球熱帶農業中心和全球動植物種質資源引進中轉基地。2021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次會議強調，開展種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扎實推進南繁硅谷等創新基地建設。

　　依托崖州灣科技城，南繁科技城加速崛起。城里道路的命名也折射著一代代南繁人的心愿。一條“隆平街”，寄托著南繁人對袁隆平的懷念與敬意，一條“傳薪街”，寓意著育種事業薪火相傳、后繼有人。兩路并行，通向“振興路”，推動種業振興，正是幾代南繁人的共同使命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