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飛龍（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在百年新文學批評的發展進程中，如何處理與傳統文論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傳統文論為何又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何從傳統文論中尋找有效的資源，從而建構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國話語？這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

　　傳統文學批評是一種生命對話

　　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主要有感悟評點式與索引考據式。我們這里主要討論的是感悟評點式。

　　一種批評方式的生成與其文化背景有關，它們規約著人們對文藝本質的認識。西方文學批評是以哲學為邏輯起點，通過哲學觀照文學，講究邏輯、體系與思辨。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那種建立在邏輯演繹基礎上的哲學，對文學是一種直覺式、總體性觀照，生動空靈、意蘊豐贍，強調妙悟、比喻，表現了一個早熟民族的審美體驗、人生感悟與生命旨趣。

　　同時，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方式也表現出抽象、模糊、神秘與不確定，正如葉嘉瑩所說：“傳統文學批評往往喜歡用一些意念模糊的批評術語，因而在中國文學批評述作中，便往往充滿了像‘道’‘性’‘氣’‘風’‘骨’‘神’等一些頗具神秘性的字樣作為批評的準則。”這種東西方文學批評方式的不同也與民族的思維特征有關。正如黑格爾所說：“東方人是實體的直觀，而歐洲人是反思的主體性。”這些都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學批評重具象直覺而不重推理分析的特質。

　　在《文心雕龍》《詩品》《二十四詩品》《滄浪詩話》等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經典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其獨特的批評風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常以充滿情感色彩的形容詞對批評對象進行總體性概括。如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以“雄渾”“沖淡”“纖秾”“沉著”“高古”“典雅”等詞語對詩歌風格進行提煉，言簡意賅而意蘊豐厚，一錘定音又捉摸不定，這是一種敏銳審美直覺的詩意判斷。

　　對批評對象進行形象化描述，常以山水日月、花草樹木等自然景物，以及玉、鏡等人文器物來比喻文學特色。比如，鐘嶸在評范云、丘遲的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宋朝謝杭得評韓愈的文章：“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言：“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在這里，批評家用玄遠自然、意趣盎然的形象來傳遞作家的個性風采、詩文風貌，以自然界和生活中美的事物所營造的意境來表達批評家的審美感受，并讓讀者在其中獲得想象與回味。

　　把詩文生命化，如錢鍾書說的“人化傳統”。《文心雕龍·附會篇》中說：“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顏氏家訓·文章篇》中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鐘嶸評價曹子建的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等。把文學與人視為異質同構的評價特色，與六朝時期文學評價與人物品評基本一致的時代風氣有關，展現出一個審美自覺時代批評方式的勃勃生機。

　　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家眼中，文學藝術是一種鮮活的生命存在，一種有著內在生命律動的有機整體。文學批評與其說是一種審美考察不如說是一種生命對話，由此來把握批評對象的整體生命，也把握自我的宇宙人生。在這種批評方式中，他們以自己的直覺、經驗、想象參與批評對象審美世界的建構，既是美學世界的闡釋者，也是美學世界的參與者。通過歷代批評家的承傳與發展，古典時代的文學批評傳統得以形成。

　　追求中外匯通和現代轉化

　　這種傳統卻在中國文學追求現代性的進程里被中斷。此中有著特定的歷史原因。文學批評方式及其背后蘊含的審美觀念深受生存空間與生活方式的影響。晚清尤其是20世紀以來，傳統的農業社會及其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商業文化的繁榮與城市生活的興起必將影響時代的審美風尚。比如都市的聲色體驗與城市的世態描繪，已經很難在傳統的文學批評理論中找到有效的闡釋途徑。而知識分子那種在鄉土與城市之間的情感糾纏，也無法用傳統文學批評中和諧圓融的審美語言進行概括。

　　此外，自晚清“小說界革命”興起，敘事文學逐漸成為文學主流，以抒情文學為主流的傳統文學世界發生重大改變。傳統文學批評中那種印象點評的審美感悟方式主要是面對以詩歌為主的抒情文學，其審美目標是對意境的追求，而現代敘事文學是以社會問題的探尋、人性世界的考察為重心。傳統文學批評中的妙悟、神思、氣韻、意境等關鍵詞，面對新的文學世界感覺多少有點無能為力。現代文學批評的閱讀實踐也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文學批評的挑戰，傳統文學批評是一種在少數人群中的審美鑒賞，正如有學者所說，“一點即悟，毋庸辭費”。而現代文學批評在完成審美使命的同時，也參與著民族國家的建構，這勢必要動員更多的讀者參與其中，傳統的文學批評樣式顯然無法完成這樣的使命。因此，古典文學批評傳統的中斷，是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必然結果。

　　中國傳統文學批評要發揮對時代文學的闡述能力，必須進行現代轉化。這種轉化從王國維開始。他借用康德的“崇高”與“優美”的美學概念、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論與亞里士多德的悲劇觀，對《紅樓夢》進行迥異于傳統的批評。他把作品視為作家人生體驗的一種符號和象征系統，運用相關推理分析，并從中讀解普遍的人生與審美價值。盡管不乏牽強之處，但這種前所未有的理論思辨給人以強烈沖擊。

　　在隨后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中，王國維選擇西方文學批評的概念，利用傳統批評對相關問題的闡釋，從歷史文化環境、詩人的人格特征與創作心態、作品的審美特征等方面出發，進行概念推理與審美分析，從而顯現其對傳統文學批評進行現代轉化的思路：不是以外來的批評理論取代傳統的批評觀念，而是以外來的批評理論照亮、調適與補充傳統的批評，尋求兩者之間的最佳契合點，最終達到“中外匯通”的理想狀態。這在《人間詞話》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許多學者紛紛在批評實踐中嘗試著王國維開創的路徑，在文學批評中注入西方哲學美學思想的血液，以尋求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現代之路。梁啟超、魯迅、茅盾、沈從文、李健吾、李長之、朱光潛、廢名、錢鍾書、傅雷、唐湜、朱自清等在不同層面繼續著這條傳統文學批評的現代化之路。其中，李健吾、錢鍾書最具有代表性。

　　李健吾對王爾德的“最高的批評”說、勒梅特爾的“批評是印象的印象”說、古爾蒙的“印象形成條例”說、法朗士的“靈魂在杰作之間奇遇”說等西方印象主義源流進行系統考察，同時融匯中國傳統的審美心理與習慣，綜合西方“印象批評”和傳統“意象點評”的得失，“將印象適當條理化”并“形成條例”。同時，他采用鐘嶸開創的象喻式批評，在文學批評中大量使用比較和比喻的方法，對批評對象進行整體的直觀感悟，以親切平易、生動形象、詩意抒情的語言，闡釋自己的審美體驗和表達自己的社會關懷。由此，李健吾形成了一種以人性為重心、以藝術鑒賞為本位、以整體直觀和印象鑒賞為路徑，感性與理性熔為一爐、審美與社會相互交織的文學批評方式。這種批評方式在今天的文學批評語境中越來越被人懷念和推崇。

　　李健吾的批評對象是沈從文、巴金、何其芳等同時代作家，錢鍾書的批評對象則是古典詩歌。在《談藝錄》中，他把漢代經師注經的方法與西方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融會貫通，以傳統的詩話體，表達一種現代的文學觀念。從文本的字、詞入手，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的“涵泳本文”與“通觀圓覽”相互打通，同時把西方的文本細讀與心理分析等方法融入其中，對文本進行立體式的觀照與闡釋。錢鍾書在理論上總結出傳統文學批評中的“人化”特點，自己的批評實踐也呈現出這樣的特色，“文心”“文氣”“肌理”“神韻”等概念常出現其筆下。那種無一字無出處的釋讀、廣闊的中西比較視野和富有個人天賦的直覺感悟，使他的文學批評在學理追求與個性詩情、人文關懷與唯美傾向、厚重廣博與靈動細膩之間得到巧妙的平衡。在理論闡釋的文字里總是滲透著對人性、人情、人心的深切體察，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心靈的自由與鮮活的社會人生氣息。

　　與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在當今批評界廣受推崇相比，錢鍾書的文學批評關注度似乎不高，這與其批評對象有關，也與進入其批評文本的難度有關。其實，錢鍾書的文學批評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感性特質與人文內涵的同時，融合西方文學批評的辯證分析，將審美感悟與邏輯思辨、生動形象與辯證深刻等對立方面有機融合在一起，構建起一套開放互動、多元共生，具有深刻學理性與現代性又不失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體系。這在傳統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化與今天中國文學批評的話語建構中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激活傳統資源，對當代文學作出富有成效的闡釋

　　上述批評家們不僅在中西文學批評理論的融合上，還在批評本體意識的凸顯、傳統批評文體的現代改造與現代批評文體的興起等方面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績。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現代轉化尚未徹底完成。新時期以來，在建構文學批評話語的過程中，除了汪曾祺等少數人外，大多數批評家基本上都沉溺于西方的批評話語，傳統文學批評在他們的眼中已徹底失去對當代文學的闡釋力。于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長時間缺乏“中國話語”和如何建構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國話語”成為一個現實問題。而承傳傳統依然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承傳傳統首先是重返傳統，全面認識傳統。長時間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學批評認識存在片面化傾向。比如有觀點就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缺乏科學精神和理性分析，凌亂瑣碎，不成系統。其實這種判斷只符合唐宋之前的文學批評，而與元明清之后的文學批評不符。這種對傳統文學批評的看法影響著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正如蔣寅所說：“對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認識不完全，在妨礙正確認識傳統的同時，也影響到當代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自我認同乃至自身建構的信心，會切斷現代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與傳統的血緣關系，將所有具備現代性的特征都視為西學的翻版，視為無根的學問而喪失理論自信。”因此，我們要全面系統地審視傳統，立足當代文化語境和審美風尚，激活傳統文學批評中諸如“氣韻”之類關鍵詞的內涵，使其重獲闡釋力。融合外來文化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傳統。因此，我們應以真誠寬容的態度，尋求本土與異域之間雙向平等的對話，消除不同理論話語之間的溝壑，在跨越異質文化的闡釋中認識傳統批評的民族特色，在中西互補與互釋中激活本土批評的話語資源，從而建構起一套與當代中國文化語境相結合的“中國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

　　然后是重建以人為重心的批評傳統。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批評家就關注文學批評與人的關系，批評者將追求德行端正融入文學創作的考察之中，形成了風清骨正的文學風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說：“結言端直，則言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文學的“向內轉”，文學批評逐漸成為一種自足性的存在，追求理論上的自圓其說與知識的生產與再生成，不再追求與作家、作品、讀者的深度對話。在各種西方文學理論的引用中，進行一種自我封閉的話語纏繞，難見對文本“至情至理”的藝術通達，難見對生命的深切體察與理解，難見人性的光芒與社會人生氣息。同時，這也直接影響著批評語言的成色。在這樣的文學批評中，不見傳統文學批評語言的通俗曉暢、形象溫潤與直抵批評對象的單刀直入。這樣的文學批評最終也就勢必遠離鮮活的時代生活與文學創作而為作家、讀者所詬病。

　　文學批評與時代生活緊密關聯同樣是我們的傳統，比如魏晉時期在日常生活中對人物的品評重在其個性風貌，而不是漢代末期所強調的道德品質，文學批評也就從重教化德行內容的評價轉向重藝術個性的審美考察。今天的“新生活”，比如自媒體帶來的日常生活的變化，在改變著我們的文學書寫，也產生了新的文學形態，但這似乎還沒有在我們的文學批評中得到回應。如此，這種文學批評與時代生活之間就有了“隔”，就很難抵達讀者的心靈。

　　傳統文論在中國文學批評話語建構中呈現出其不可替代的意義。傳統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回應當前的現實處境，也能打開未來的社會面向，它在變革中更新自身而生生不息。文學的“偉大傳統”在于以美好而有品質的文學撫慰人們的心靈，喚起人類的良知，使人們相信人性有向善的力量。因此，文學批評是一種理論探尋，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它不應該停留在抽象命題的互相纏繞上，而應該在“當代”的問題中展開。對當代中國批評家來說，不僅要致力于建構文學批評的“中國話語”，并用這種話語考察豐富的文本世界，還應該深情凝視當代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把自己的批評文字與廣闊時代和民族歷史建立緊密的關聯，對當代文學作出富有成效的闡釋，并在回望、轉化、傳承傳統中創造新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