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玉珍（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法律語言研究中心副主任）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法律語言不僅是表達的工具，而且潛藏著法治思維。可以說，法律語言建構了公眾的法治意識和法治行為方式，構筑了法治中國的底部基礎。

　　哲學家伽達默爾曾說：“我們只能在語言中進行思維，我們的思維只能寓于語言之中。”《民法典》頒布時，“離婚冷靜期”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居住權”在物權編的引入廣受好評。這些討論不僅關注法律語言的表達方式，更擊穿了法律語言的表層，深入探討法律語言對法治概念和法治思維的建構作用。

　　法治思維是指以法治價值和法治精神為導向，通過法律規范體系來指引、協調社會行為的思維模式。這包含了三層含義：（1）應具有公平正義的法治追求；（2）應建構契合法治追求的法律規范體系；（3）法律規范體系的價值在于社會行為秩序的指引和協調。法治思維的多面性使得法律語言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具有職業特有的專業性，另一方面又和日常語言密不可分。

　　從專業性來看，法律語言“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建構世界”，法律構成的是“法律人的世界圖像”。法國哲學家考夫曼提出，立法者通過“類型化”手段對生活事實進行提煉、歸納、形塑從而形成法律規范。但“類型化”會造成日常世界和法律世界的“區隔”。法學家陳興良認為，“（該）區隔實際上就是生活事實與法律規范之間的對應。”法律語言具有和日常語言截然不同的專業性。比如，《民法典》將“人格權”獨立成編，“名稱權”“身體權”等人身權利相關的法律術語大量出現。這實際上是法律人重新形塑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建構了一個更具保護力的法律世界，而專業的法律詞語正是形塑和建構的有力工具。

　　法律語言和日常語言也密不可分。法律是對人類社會行為的規范。很多法律詞語都從日常語言演變而來，形式相同，但意義或使用上顯著不同。如“較大”和“巨大”這兩個詞，在日常語言中表示的程度輕重并無明顯邊界，但在司法語言中卻具有明確區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在這個規定中，“較大”“巨大”用于區分盜竊罪不同的量刑檔，兩詞意義的邊界十分清晰。很顯然，日常語言和法律語言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追求。法律語言嚴謹、準確、明確，追求的是確定性，通過語言確定其法律意義；而日常用語則相對隨意、并允許較大范圍的模糊，追求的是多樣語境中的廣泛適用性，通過語言在實際中的運用獲得意義。

　　法治思維對法律語言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做到高度的專業化，以建構科學的法律規范體系，實現對社會行為的有效指引，達到定紛止爭、公平正義的法治目標；另一方面又要做到適度的大眾化，以使公眾更好地理解法律制定的行為規范，領悟法治要旨，感受法治思維。

　　在法治思維的要求下，法律語言應做到三點：嚴謹、明晰、可讀。“嚴謹”是指法律語言應做到用詞準確、表達明確、邏輯嚴密，這是法律本質的內在要求。法律是法律制度系統的頂層設計，規范著社會所有成員的言行。因此，法律語言是否準確、明確、嚴密都會直接影響司法、執法、普法和法治實踐。如“非法”“違法”“不法”和“二審”“再審”等表達，乍一看似乎差別不大，但它們的法律內涵并不相同，應謹慎使用。

　　“明晰”是指法律語言的不同表達之間應具有清晰的邊界。事物內部和外部之間的邊界有時是清晰的，有時是模糊的、自然的或者人工的。作為社會行為規范體系的法律，其事物、概念之間的邊界應力求清晰，否則會因不同事物概念之間的模糊而導致法律糾紛。如上文所提的“較大”“巨大”“特別巨大”在法律領域中，經過“類型化”之后被賦予更為清晰的邊界，對應著不同的量刑等級，形成具有級差的法律概念網絡，從而增加了法律語言表達的明確度和清晰度。

　　“可讀”是指法律條文應易于閱讀和理解。“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法律應該讓人容易理解和明白，這和法律的社會功能有關。法律通過制定法律規范維護社會秩序，法律面向的是社會公眾，法律需要有效地向社會公眾傳遞法律事實和法律規范。這就要求法律語言應為一般公眾所理解、所認可，法治思維才能被公眾感知，并逐漸受其引導，進一步內化為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從而使得法治成了公眾的生活常態和一般行為，至此法治實現，并會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法治文化。

　　法律語言不僅是一種語言運用，更是一種社會實踐，是社會變化的指示器，是社會塑造的有力工具，能規范公眾行為、限制法律實踐限度、構建我國法治話語體系、推進司法價值觀念、影響我國法治建設。我們應充分發揮法律語言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不斷規范和完善法律語言，助力法治中國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