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正氣（中國民主促進會湖南省委員會宣傳處副處長，法學碩士）

　　錢鐘書先生被譽為“學術昆侖”，也是當之無愧的語言大師。其實，他對文史哲以外的學問，也有廣泛涉獵。比如法學，僅從《圍城》一書，就可看出，錢鐘書對法學知識的了解并不膚淺。錢鐘書的岳父楊蔭杭還是著名法學家。

　　錢鐘書對法理學的基本概念以及小說所寫時代的法治概況都很熟悉。他對一些法律事實和術語信手拈來，他在《圍城》中寫道：“依照舊家庭的不成文法，孫子的乳母應當由祖父母出錢雇的。”這里錢鐘書沒有使用“慣例”“傳統”等詞語，而是用“不成文法”一詞，讓祖父母出錢請乳母這一做法具有了權威性和一定的強制性。“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外國灌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這說明錢鐘書已經覺察到當時法學的知識來源問題。

　　他注意到，東西方傳統審判和當時司法中的慣常做法，幽默地寫到小說里：“汪處厚走到圓桌邊，手拍桌子，仿佛從前法官的拍驚堂木”“這吻的分量很輕，范圍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場端茶送客時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邊，或者從前西洋法庭見證人宣誓時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經》”“子瀟聽話中有因，像黃泥里的竹筍，尖端微露，便想盤問到底。鴻漸不肯說，他愈起疑心，只恨不能采取特務機關的有效刑罰來逼口供”。

　　《圍城》作為一部主要描寫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小說，婚姻也是其重要內容。錢鐘書多次展現了其對婚姻法專有名詞的準確把握。

　　例如，他將傳統和現代婚姻法的術語聯系起來：

　　“據說‘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學名，說起來莊嚴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學上叫‘薔薇科木本復葉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術語是‘協議離婚’。”

　　他可以清晰地區分法律規制的嚴厲程度，能從和婚姻有關的民事法正確地聯想到刑事法，為了諷刺三閭大學的“導師制”，他寫道：

　　“假使不結婚的男先生訓導女學生有師生戀愛的危險，結婚的男先生訓導女生更有犯重婚罪的可能。”

　　他考慮到婚姻糾紛以及訴諸司法的法律成本問題，例如為了嘲諷汪處厚這類人的精打細算和老于世故，寫道：“汪處厚的好運氣更不用說。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湊趣地死了，讓他娶美麗的續弦夫人。結婚二十多年，生的一個兒子都在大學畢業，這老婆早死了。死掉老婆還是最經濟的事，雖然喪葬要一筆費用，可是離婚不要贍養費么？重婚不要兩處開銷么？好多人有該死的太太，就不像汪處厚有及時悼亡的運氣。并且悼亡至少會有人送禮，離婚和重婚連這點點禮金都沒有收入的，還要出訴訟費。”

　　作者對于程序法的術語能夠從容運用，例如他寫學生：

　　“無論如何，這些學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憐，一方面眼光準確得可怕。全心全意的贊美，未必盡然，有時竟上人家的當；但是他們的毀罵，那簡直至公至確，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宣判’，毫無上訴重審的余地。”

　　作者對于法庭辯論的技巧也有深刻的洞見，他寫唐曉芙質問方鴻漸：

　　“‘方先生現在住的周家，聽說并不是普通的親戚，是貴岳家，方先生以前結過婚——’鴻漸要插嘴，唐小姐不愧是律師的女兒，知道法庭上盤問見證的秘訣，不讓他分辯——‘我不需要解釋，是不是岳家？是就好了。’”

　　他能運用刑法里的術語寫出新鮮的比喻：

　　“請的客一個都不來，就無異主人在社交生活上被判死刑。”

　　“阿丑熬了一會，說：‘大伯伯，你這枝鉛筆好看得很。你讓我寫個字。’鴻漸知道鉛筆到他手里準處死刑斷頭，不肯給他。”

　　錢鐘書還具有非常現代的知識產權觀念，注意到侵犯著作權的普遍和著作權保護的薄弱，針對小說中曹元朗的觀點：“詩有出典，給識貨人看，愈覺得滋味濃厚，讀著一首詩就聯想到無數詩來烘云托月。方先生，你該念念愛利惡德的詩，你就知道現代西洋詩人的東西，也是句句有來歷的，可是我們并不說他們抄襲。”錢鐘書寫出了方鴻漸的心中所想：“怪不得閣下的大作也是那樣斑駁陸離。你們內行人并不以為奇怪，可是我們外行人要報告捕房捉賊起贓了。”

　　錢鐘書對于國際法也是了解的，他寫道：“愛爾蘭人氣得咒罵個不停，喝醉了酒，紅著眼要找中國人打架。這事也許是中國自有外交或訂商約以來唯一的勝利。”

　　錢鐘書寫侯營長時，就將“軍法”寫入他的語言；寫趙辛楣拿孫柔嘉打趣方鴻漸時，就幾次寫到“保護人”，如：“鴻漸，我和你是好朋友，我雖然不是孫小姐法律上的保護人，總算受了她父親的委托。”小說里還經常出現“證據”一詞。

　　《圍城》中不難見到的法律術語往往被錢鐘書寫得妙趣橫生，引人深思。這說明錢鐘書不僅有著淵博的法律知識，還有著一定的法律思維，所以在使用法律術語時能夠恰到好處，從法律角度考慮問題時毫不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