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歆（中華書局副編審）

　　近三十年來，出版界涌現“全集”風，對于中國歷代重要的學者、作家，都喜歡出版其全集。程章燦說：“整理和出版古代作家作品，有必要采取全集的方式。這不僅是學術研究界的需要，也是文化出版業自身的需要?！保ā缎率兰o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的現狀、成績與問題》）其中，政府重視，學者參與，讀者有需求，出版社很積極，諸方目的一致，于是成就了“全集”類圖書出版的獨特現象。

　　當然，能夠冠以“全集”之名出版的，肯定得是名家大家，其著述皆有可存之價值。比如朱彝尊，是清初著名詩人、詞人，其學術也頗受同代的耆宿大儒敬重，《清史稿》評曰：“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眾長?！弊鳛楹笫赖淖x者，自然會有這樣的希望，那就是通過一部全集，可以綜觀朱彝尊詩、文、詞、考據等的總體面相。在2019年之前，朱彝尊的著作合集尚未完整出版過，但其重要著作如《經義考》《曝書亭集》《騰笑集》、詞集（含《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詞》《蕃錦集》）、《鴛鴦湖棹歌》《明詩綜》《詞綜》《靜志居詩話》等，皆有單行本出版；其中如《經義考》一書，大陸、臺灣地區已經出版了至少六個版本。只不過，在不同出版社、不同年份出版的朱彝尊的各部著作，似很難聚集在同一位讀者的書架上，讀書人心目中還是很期待著一套美善的朱彝尊全集的出現。

　　或是機緣巧合，近年來居然先后有三種朱彝尊的全集相繼推出，分別是李圣華、周翔主編《朱彝尊文獻輯刊》影印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78冊）、沈紅梅主編《朱彝尊全集》影印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50冊）、沈松勤主編《朱彝尊全集》點校本（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21冊）。四年之間有兩種影印與一種點校的朱彝尊全集出版，已然引起學界矚目。最新的浙大版《朱彝尊全集》是沈松勤主編、多位學者參與的點校整理本，且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項目和“浙江文獻集成”項目的重點支持，故擬以之為探討起點，就明清學者全集的整理談幾點理解與體會。

　　一、全集之定名。當今的古籍整理，于學者全集多以“作者代稱+全集”的形式定名，這是相對穩妥的一種定名形式，并且也于古有征，如《陶淵明全集》《李太白全集》《蘇東坡全集》《曾文正公全集》等；今人重編古人全集則徑以“作者姓名+全集”的形式定名，如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等是也。如果編者更加意在突出其全，也會定名作“大全集”，如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高啟《高太史大全集》、歸有光《震川大全集》等。傳統的學者全集，除了“全集”“大全集”之外，還有如下定名的類型：一是“全書”，如朱熹《朱子全書》、王夫之《船山全書》、傅山《傅山全書》、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俞樾《春在堂全書》等，既收詩文集，也收四部著述和雜著；二是“遺書”，如邵雍《邵氏遺書》、湯斌《湯子遺書》、王念孫《高郵王氏遺書》、章學誠《章氏遺書》等；三是“合集”，如毛奇齡《西河合集》、陳鵬年《滄洲合集》、劉家謀《芑川合集》、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等。

　　楊絳在《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一文中說：“他不愿意出《全集》，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边@一觀點，可以說代表了歷代為數不少的學者對自己作品結集的態度。不過，從讀者、研究者層面看，卻更希望一位學者的全集是“全部囊括”的——凡是作者形于筆端的有意義的文字和記錄下來的言論都應在全集的收錄之列（王玉娟《新時期“全集”的出版特點》）。由于錢鍾書的堅持，他的全集最終以《錢鍾書集》的定名形式在三聯書店出版。2021年廣陵書社陸續出版的，由程章燦主編的《阮元集》，也是考慮到“阮元著述繁復，版本眾多，整理出版全集抉擇不易，所以先以《阮元集》為名，陸續出版阮元重要著述”。諸家觀點匯總而觀的話，如果以“全集”定名，就應盡大努力地去解決明清學者著述門類繁復、版本眾多的問題。浙大版《朱彝尊全集》在精?！端牟繀部酚坝∏蹇滴蹩瘫尽镀貢ぜ返幕A上，遍勘朱氏《南車草》《竹垞文類》《騰笑集》等專集以及傳世遺墨，將逸在各處的集外詩文匯聚為《曝書亭集外詩文補輯》十一卷、《曝書亭集外詩文續補》三卷，為我們呈現出了朱彝尊詩文的全貌。治文學史者倘欲發論，則這十四卷詩文便是通讀之后“不無小補”的新資料。

　　二、影印與點校之擇取。影印與點校，是古籍整理并轡而行的兩架馬車。眾所習聞的多種經典著作，大都有了不止一種影印本和點校本。即以明清學者的全集出版來看，近年也逐漸呈現互補雙美的狀貌。俞樾《春在堂全書》既有影印本（鳳凰出版社，2010年），更有《俞樾全集》點校本兩種（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鳳凰出版社，2021年）。一如前揭所提及的朱彝尊的全集，亦復如是。

　　全集的編纂，其讀者意識是極為重要的。主事者事先當考慮，此一全集整理出來的主要功能是供閱讀使用的，還是供查閱翻檢的。如是前者，需要點校；如是后者，適合影印。影印的長處在于存真，點校的長處則在于集眾善于一本。不過，倘若處置不當的話，影印容易導致版刻各本的叢脞雜陳，而點校則可能出現體例變亂及文字訛誤。影印古籍在存真方面，確實有著獨到的長處，正如李開升所論“古籍之為文物”，影印本存留了古籍編刻時成體系的歷史痕跡，對于專業研究者而言，這些歷史痕跡本身可能蘊含著豐富的學術信息，從中可窺探書籍史的脈絡乃至民族文化傳統與時代心理的諸多面相。從這個意義而言，點校本的重點是底本選擇得體，校記寫作規范，標點符合文意，文本值得信賴，從而讀者可以方便使用。就浙大版《朱彝尊全集》而論，《經義考》《日下舊聞》《靜志居詩話》《曝書亭集》皆選取了見存最善之本，校勘記則綴于每卷之末，體例清朗。

　　從點校本的工作體量而言，明清學者全集的整理，很多都是“書成眾手”，且有的迫于程限，很難像整理單部詩文集那樣進行深度校箋。不過，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的《曝書亭集》部分，在《曝書亭集》底本的基礎上，又參校清人楊謙《曝書亭集詩注》、何紹基《曝書亭集》之批注、李富孫《曝書亭集詞注》以及佚名批《曝書亭集詞注》，對底本字句存在的魯魚亥豕之處多有校正；《靜志居詩話》盡管有黃君坦整理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可資參考，但陶然不止步于此，進而與康熙六峰閣刻本《明詩綜》對勘，改正了頗多缺誤，尤便于學林。相比較而言，《經義考》部分，盡管也有?？?，然對校本主要取用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四部備要》影印本，學界較新的研究成果似未悉數融用，在精善方面亦有可待完備之處。

　　三、編纂體例之設定。一部全集的編纂，有關全集的編纂方法、體例尤為重要。收錄的原則、標準、體例，底本的選擇，校本和校記的呈現乃至附錄的取舍等，盡管沒有一律之繩矩，但還是應有妥善的規劃。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明清學者的全集整理，倘若有較為精善的底本，則易于蕆事。像岳麓版《曾國藩全集》所依據的底本為清傳忠書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該書由李翰章主持編纂，李鴻章主持校訂，投入巨大的人力精力，體例完備，刊刻精審。也正是具備了這樣一層先天的有利條件，岳麓版《曾國藩全集》出版以來，頗得口碑。

　　有一點需要提出單獨討論，那就是依據刻本進行點校整理時的體例遷移問題。舉一例說明，清乾隆刻本朱彝尊《經義考》的條目，于作者皆采用小字標識諱名的體例，如“林氏栗《論語知新》”、“葉氏隆古《論語解義》”等。當今頗多古籍整理，對此類體例有的直接抹去，徑自整理作“林氏栗《論語知新》”、“葉氏隆古《論語解義》”，其實并不妥當的，因為避諱表敬，是古代社會中一個久遠又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浙大版《朱彝尊全集》也注意及此，于是采用了不同字體來加以區分，條目作楷體字，而名諱作宋體字：“林氏栗《論語知新》”、“葉氏隆古《論語解義》”。這樣的排布使得版面看起來不夠眉目清秀，且作為一般讀者而言，不大會關注（甚至分不清）楷體字和宋體字的區分，更何況宋體字與楷體字的區別度也不是那么明顯。

　　由于全集所收入的著作，若經史子集，內容性質不同，原本各有各的體例，收入到全集，可以保留原來各書自有之體例，沒必要強求一致。不過，在版式設計上（如字體、字號、占行、退格等），宜盡量做到全書的照應。

　　四、全集之去取。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明清時期，學者全集的編纂往往受時代觀念、去取義例甚至“書法”“義法”的影響，基本會有刪汰。比如，吳汝綸為李鴻章編《李文忠公全書》，便以“辯誣止謗”為宗旨：“某區區欲刪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賢相令名淹沒于悠悠之口，以為功名本末具在此書也?！保▍侨昃]《與周玉山書》）這一理念的結果，便是搜集長編1700萬字，付梓時僅留700余萬字——甲午后之文墨，大部分不存。但時過境遷，一位學者所認為的未必具有“學術”意義、“史料”意義的文字，或者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被認為于作者聲名有玷污之文字，在今天或將來的讀者、研究者那里，卻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因此，“全集”求全，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但是，求全并不意味著細大不捐。祝曉風曾指出，“全集”不是“叢書”（《〈鐘敬文全集〉編纂的主要問題》），這一看法很具有啟發性。明清學者喜作選本、注本、評本，在編纂其全集時，此類單行的書是否收入，很值得思考。去年出版的《沈德潛全集》（鳳凰出版社，2021年），共十五冊，其中沈德潛的詩文、詩評、兩《唐書》考證、年譜、附錄等共占四冊，第五冊至第十五冊收錄的是沈德潛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唐宋八家文讀本》《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詩文選本。編一套《沈德潛全集》，這類選本如果全收，稍有喧賓奪主之勢；如果不收，則其詩選、文選中所留有一定量的沈氏評點文字，棄之可惜。一個相對折中且已有學者進行過實踐的做法，便是存錄詩題及評點，而不存其所選錄的原詩。如錢謙益《錢牧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對于《列朝詩集》不錄詩選，僅錄小傳；黃宗羲《黃宗羲全集》也不收《明文案》。從這個維度看，浙大版《朱彝尊全集》收《靜志居詩話》而不收《明詩綜》，是很值得稱道的。

　　民國以后存在比較多的“非單一作者文獻”，但明清則存在比較多的“不明確作者文獻”。比如要編阮元的全集，他的詩文集如《揅經室集》，自著如《詩書古訓》《三家詩補遺》等，自應收入。另有一些是阮元主持編纂的著述，較著名者如《山左金石志》，雖題為畢沅、阮元同撰，實際是在阮元的主持下由其幕僚所纂，亦應收入。然而，像署名阮元所輯的《淮海英靈集》，是否收入呢？此書編錄清揚州865名詩人的2488首詩作，僅于詩人名下有小傳，詩作中既無評點，也無注解，進入全集是否合適呢？如果《淮海英靈集》不宜收入的話，那么由《淮海英靈集》所影響而產生的《淮海英靈續集》，本系阮亨主持補纂，就更不宜收入其中了。

　　明清學人全集的出版，還可能存在以大包小的情況。以顧祖禹為例，其生平著書，以《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為最著；至于詩文，本有集曰《宛溪集》，稿本未刻，遂爾佚失，《梁溪詩鈔》《海虞詩話》存錄一二，《晚晴簃詩匯》卷十五曾輯錄《送王石谷惲正叔》《過石谷秦淮水閣看畫鵲華秋色圖》《送魏叔子還寧都》《甲辰九日感事》四首。在今天倘要編纂《顧祖禹全集》，除《讀史方輿紀要》之外，詩文雜著集聚一處，或僅有一卷之量。考慮到《讀史方輿紀要》已先后出版有影印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和施和金、賀次君精校整理本（中華書局，2005年），那么再出《顧祖禹全集》的話，就很難避免“重復整理”之評了。

　　為求完備，浙大版《朱彝尊全集》點校本從清代稀見文獻與繪畫中，又輯得朱彝尊大量詩文、題跋，還搜集了有關朱彝尊的傳記、碑志、行述、軼事、序跋以及清楊謙所撰《年譜》等相關資料作為《附錄》，列于《全集》末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冊《朱彝尊研究資料匯編》。當然，毋庸諱言的是，浙大版《朱彝尊全集》點校本與國圖版《朱彝尊全集》影印本相比，也有部分朱彝尊的稀見典籍未及收錄。明清學者，往往兼治四部，詩文著作頗多。像朱彝尊這樣的大家通人，其學術之規劃必然宏大，自然也就留下了不少未完、未就、未刊之作，散在四方；其著作書目先后經吳梁、杜澤遜、崔曉新、王卓華、張宗友等學者考訂，已經勾勒出了朱彝尊著述的整體圖景。中有幾種珍稀文獻如《金風亭長書目五種》《曝書亭書目》，系朱彝尊手自纂訂，分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國圖版《朱彝尊全集》皆已影印，如果點校本不擬重收，其實可在目錄中標識“存目”，以備讀者查檢。

　　翻覽了浙大版《朱彝尊全集》點校本，稍延伸對全集出版現狀的幾點體會和思考。全集的整理規制沒有必然如彼或如此的要求，但在各類全集陸續推出之后，我們有必要不斷匯集各方意見，總結經驗（尤其是教訓），提高新的編纂認知，探索新的整理方式，出版符合作者、文本以及讀者需求的多維關注的圖書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