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文學巨匠·紀念宗白華誕辰125周年】

　　作者：周紅莉（常熟理工學院中文系教授）

　　　讀宗白華美學著作時，生命詩學和科學精神迎面而來、沁人心脾。前者從“流云”小詩走向“體驗”美學、“散步”哲學，詩文分屬不同文體但精神漫游者的底子較為恒定，都是鐫刻在宗白華心中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蘊于“心源”隱微處的，是其祖籍地江蘇常熟、出生地安徽安慶的江南文化氣脈，特別是吳地詩學、桐城詩學的濡染潤化。后者形態較為多樣，他參與籌備的“少年中國學會”首要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學術研究的中心是康德、叔本華、尼采、歌德，他提倡科學的思想方式、科學法則和科學的人生觀。這里結合當下文學現場的寫與評，對宗白華思想中關于健全作家人格和“學者的態度和精神”的見解略作評述，捕捉搖曳其間的心靈價值與理性精神，希冀為當下文學寫作、文學評論敞開一條通往經典性的通道。

　　　1.“養成優美的情緒、高尚的思想、精深的學識”

　　宗白華對文學充滿深情。他明確表示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我開始寫哲學文字，然而深厚的興趣還是在文學。”在上海和田漢見面時也說：“你是由文學漸漸的入于哲學，我恐怕要從哲學漸漸的結束在文學了。”但如何“寫出健全的、活潑的、代表人性、人民性的”作品，是宗白華苦苦追尋的藝術理想與美學目標。他認為：“人類最高的幸福在于時時創造更高的新人格。”而養成健全人格必需的途徑是哲理研究、自然中活動、社會中活動。所謂哲理研究即是讀書，有精深的學識，把別人的思想重復思想一遍，其流弊是漸漸把“自動研究”“自動思想”的能力消滅了。宗白華提倡讀書，更提倡“向大自然的大書中讀那一切真理的符號”，他把自然看作“始終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藝術的范式”，認為藝術家對宇宙要有虔誠的“愛”與“敬”。社會中活動主要與時代、民族、人性相關聯。宗白華說，文學是時代的背景，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會活動留在紙上的影子。他提倡“用深刻的藝術手段，寫世界人生的真相”。

　　如果以宗白華的理念觀照當下文學現場的青年寫作與自然文學，可以發現此中特別的價值。青年宗白華在《致編輯部的信》中對青年寫作有著深刻的思考。他說：“我們鼓吹青年，先要自己可以作青年的模范，具科學研究的眼光，抱真誠高潔的心胸，懷獨立不屈的意志，然后做出鼓吹的文字，才可以感動人。”同時還從青年本體出發，談青年的人格涵養。他在《新詩略談》中指出要想寫出好詩真詩，創作者要有人格的涵養，“養成優美的情緒、高尚的思想、精深的學識”。他認為那些極少闡發學理的文章，只能夠轟動一些淺學少年的志趣，做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學識見解上毫無增益，并且還趾高氣揚地自命為新思潮，實際上是個人主義的新思潮，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這兩個角度，或者說，從提倡者的人格涵養角度，從青年作家的人格和學識角度，重新辨識青年寫作的深與淺、真與偽，也許能推動青年寫作的經典化進程。

　　自然文學是當下時代的一個前沿話題。自然與不自然的尺度、作家敘述的立場、人與自然的關系，都是尚待厘清的問題。宗白華的自然觀比較明確，他在《中國藝術的寫實精神》中說：“藝術的根基在于對萬物的酷愛，不但愛它們的形象，且從它們的形象中愛它們的靈魂。”他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置放在和物的對話、對物的熱愛中，而非對物的工具論中。他說，“我們小己在空間時間中是自然的一部分，自不能說是自然的創造者”，是以莊嚴敬愛自然為基礎的。他不否認“人化的自然”，人類所接觸的山水環境本是人類加工的結果，喜愛山水就是喜愛人類自己的成就。

　　由宗白華的“自然觀”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自然文學可作“興”體的文學，即由客觀物象引起主觀情感的抒發，使物象成為思想感情的象征，“用審美的筆觸描摹自然萬物的表情與風情，表達對自然生態世界的深情”；自然文學可以區分“傳統人類中心論”與“現代人類中心論”，后者包含著人類如何與人工的自然共存共生問題，也包含著科學技術時代如何構建一個新的生態體系問題。現在的自然散文敘述，普遍以人與“外在自然”的關系為邏輯起點，對作為“內在自然”即人類自身的身體自然表達不多，對科技時代人工控制和改造身體器官的關注不夠。

　　宗白華在《看了羅丹雕刻以后》中說：“一個人的面目中，藏蘊著一個人過去的生命史和一個時代文化的潮流。”我們也可以說，一個作家的作品里，也蘊藏著一個作家的生活素養、學識修養、人格品位、審美理想，這些都是活潑的生活表現與精神的實化。

　　　2.“學者的責任，本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學者第一種的生命”

　　研究是一種價值預設，也是一種精神判斷。宗白華對學術研究有著明確的主張。他強調學者責任，認為中國的學者有兩種極強烈的嗜好與習慣，就是溝通與調和，他批評“只有在書本上尋找各家學說的相互關系，替他溝通調和，從中抽出些普遍真理來做成一個學說的系統”的學風，提倡“只要為著真理去研究真理，不要為著溝通調和而去研究東西學說”。他坦言自己向來佩服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最敬仰的歐洲中古學者的精神。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是“絕對的服從真理，猛烈的犧牲成見”，歐洲中古時的學者“寧愿犧牲生命,不愿犧牲真理”。他說：“學者的責任，本是探求真理，真理是學者第一種的生命。小己的成見與外界的勢力，都是真理的大敵。抵抗這種大敵的器械，莫過于古印度學者服從真理，犧牲成見的態度；歐洲中古學者擁護真理，犧牲生命的精神。”他把這種態度、這種精神，看成是中國新學者應該具備的態度和精神。

　　學術研究不僅是民族的文化更是放眼世界的文化，要有進化的精神也要有“繼承性研究”。宗白華說：“學術上本只有真妄問題，無所謂新舊問題。我們只知崇拜真理，崇拜進化，不崇拜世俗所謂‘新’，古代發明的真理，我們仍須尊重，現在風行的謬說，我們當然排斥，學者的心中，只知有真妄，不知有新舊……”他還提倡科學的思想方法、崇實的精神，不作無據之談。他在《對于現在學哲學者的希望》中指出，中國人的思想，素來喜歡抽象的、普遍的、概括的觀念，最愛聽見“聞一而知十”的論調。這種趨重玄想、離開事實、專重理論、遺棄科學的方式正是“中國研究哲學者前途的危機”。他提出科學是哲學的基礎，不得離開科學空談哲理。

　　如果用宗白華這些學術精神與價值判斷來觀照當下文學研究，有兩點啟示尤為重要。一是批判精神。文學研究是一種影響深遠的“思想話語”，而非單一的知識話語。所謂批判精神，是指研究者要摒棄那些假借“中和為美”實際為和稀泥的批評方式，要摒棄以“酷評”遮蔽尖銳立場、原則主見的文學批評。這種批評，強調真理精神，不認得個人的利害，只認得真理，并對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負完全責任。二是學理價值。文學評論是理論研究范疇，要少一些直覺主義的空想、少一些籠統主義的武斷、少一些隨便的自以為是的發揮，多一些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宗白華講“藝術家在社會上的地位”時毫不客氣地指出：“學院主義往往是沒有真生命、真氣魄的，往往是形式主義。真正的藝術生活是要與大自然的造化默契，又要與造化爭強的生活。……現實生活的體驗才是藝術靈感的源泉。”而讀書與自動的研究（從社會、人生與自然的直接觀察中考察宇宙現象），主觀方面強調經驗和學識技能，客觀方面可以收集創作者的傳記、論文、著作、談話、口述史、日記等，這些都是打破學院主義、構建學理價值的科學方法。

　　當下的文學現場不免有些喧嘩。返身看看宗白華的“心靈的價值”，看看他關于自我的充分表現，乃求人格的盡量發揮，以促進人類人格上進化的宏大愿景，這對于砥礪當下作家、評論家的創作品格是有啟示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