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陸亭（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發展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很快，新生事物不斷涌現。而高校異地辦學現象雖然很少得到教育主管部門和專家學者的支持認可，但在高教擴張時期卻大量出現，異地發展中的民辦性質分校、小型校園、大規模校區、研究生院等多種模式都曾出現過。邁向內涵式發展新時期，高等學校普遍關注辦學質量水平提升，教育部《關于“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更是明確規定“不鼓勵、不支持高校跨省開展異地辦學，特別是嚴控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高校在東部地區跨省開展異地辦學，原則上不審批設立跨省異地校區”。部分高校已開始對異地研究生院進行清理。

　　■高校布局的“計劃與市場”因素

　　在1992年之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高等學校按大區設置，因此存在省際不平衡現象，如華北地區高校以北京天津居多、東北地區以遼寧居多、華東地區以上海江蘇居多、中南地區以湖北居多、西南地區以四川居多、西北地區以陜西居多。在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1999年高校擴招后，各地發展高等教育積極性得到激發，大部分省市的普通高校數均有增長，其中廣東、浙江等省增長幅度較大。這期間擴展起來的主要是一些教學型高校，而深圳利用其特區優勢引進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研究生院建成大學城。發展過程雖有地方政府主導，但其實是一種市場力量。持續擴招完成后，高等教育開始進入以提高質量為中心的階段。到2010年前后，一些省市辦高水平大學的積極性上升，高起點引入知名大學顯然是最簡便方式，如此一來，經濟發達、風景優美的城市自然占據優勢，“孔雀東南飛”現象加劇。這就是近三十年來高校布局調整的大致輪廓，有計劃和市場多種因素的參與，其中包含多種異地辦學的形式。

　　異地辦學的沖動，首先不是來自教育部門，而是源于地方，是出于地方發展的需要。梳理改革開放后城市發展路徑可發現，大致經歷過招商引資建工業園區、科技推動建科技園區、教育引領建大學城三個有顯示度的階段，其中，引進名校對城市的品牌、經濟、文化都是大紅利。從地方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升級發展。從大學看，一些優惠政策特別是“交鑰匙工程”使得學校很難抵御這種誘惑。但從“全國一盤棋”角度看，高等教育總量是有約束的，這種模式只有利于極少數城市，況且“鋪攤子”的做法也不利于大學高水平發展。

　　異地辦學帶來的主要問題有：增加管理成本和管理弊病，弱化辦學特色、稀釋教育質量，分散發展重點和辦學精力，等等，教育專家一般對此并不看好。從歷史發展看，異地校區的最終走向大多是真正獨立，因此有地方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異地辦學還面對一個制度性問題——擴張是舉辦者的事權還是辦學者的自主權？毫無疑問是前者。但前者并沒有這一訴求，只是委托辦學者辦好學校。因此，異地校區擴張的沖動來自地方和學校的共同參與，只能是少數發達城市和少量知名大學“獲利”，并沒有真正提高高等教育整體實力，甚至會破壞教育發展生態。

　　■時代需求的“創新與多元”發展

　　如果說在高等教育擴張時期，異地辦學還事實上存在一定的發展土壤，那么到了高教內涵式發展時期則越來越暴露出弊端，這也是許多城市所面對的困惑。究其原因是發展時期不一樣了，階段不一樣了。應該相信，少量的區域不平衡問題一定會有方式解決，但違背教育公平、妨害發展生態的盲目擴張也一定會被遏制。

　　當前，我們已進入以創新為核心、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新時代。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撲面而來，創新發揮關鍵性作用，貪大求全無助于高質量發展。每所高校都要認真思考自己的內涵式發展模式，深入探索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新路。

　　今天，我國高等教育已處于普及化發展階段。從2002年到2019年，短短十七年間，我國高等教育就完成了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再到普及化的跨越，這一跨越基本上是在一代人身上實現的，觀念轉變實屬不易。多樣化原本是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基本特征，但由于發展太快并沒有解決好，現如今到了普及化階段顯然必須解決和實現。國家期盼多種類型、層次的學校和人才來應對復雜的社會需要，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需求。

　　高水平大學是國家創新的高地，社會期望它們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建設打下基礎。而廣大的地方高校，則主要面向區域社會發展，成為地方經濟活力的源泉。高校分類發展、內涵發展、特色發展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也是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內容。

　　■研究生院的“前沿與引領”作用

　　研究生院，集聚著我國幾乎所有高水平大學的研究生資源，因此國家一直非常重視。鑒于其代表國家研究生教育和辦學的整體水平，因此早期研究生院設置權并不在學校，即不能由各高校自行設定。1984年、1986年和2000年，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分別發出通知，國家在北京大學等55所高等學校建立研究生院，使得它們成為培養博士、碩士的主要基地，這些大學也以“研究型大學”為己任而不斷前行。后來，設立研究生院的權力，作為高校辦學自主權的改革內容下放給大學。

　　研究生院要主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2022年和202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分別提出高等教育要以創新發展支撐國家戰略需要、著力發展支撐引領國家戰略實施的高等教育，工作指向一以貫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大學研究生院匯聚著“教育、科技、人才”要素，與創新的聯系最為緊密，理應帶頭發揮對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緊緊圍繞“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開展工作。因此，主責主業要明，內涵思路要清，研究生院要在國家最需要的科技前沿發揮作用。

　　不同地區的創新發展需求，可以更多通過發揮廣大地方高校的作用來滿足，更好實現高等學校錯位特色發展。當然，高水平大學及其研究生院也有責任追蹤和解決體現區域特色的產業技術難題，并在解決現實問題中增強自己的辦學活力和科研能力，但這種創新需求一般通過合作建立小型研究院、開展委托項目研究等即可實現，切不可輕易開展異地大規模發展而沖淡自己更高的創新使命。

　　面向未來，作為我國科研重鎮的研究生院要胸懷“兩個大局”，心系“國之大者”，充分發揮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加快前沿科學中心和集成攻關平臺建設，加強有組織科研，力求在“卡脖子”問題基礎理論和核心技術方面產生突破、有所建樹，在解決中國問題、服務高質量發展中探索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