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霍宏偉（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國博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鵬宇博士要出版一部有關漢鏡銘文的書，早有耳聞，期待已久。當我終于收到鵬宇寄贈的大作時，厚墩墩、沉甸甸的一部書拿在手里，讓人感到震撼。《漢鏡銘文匯釋》包括代序、凡例、正文、簡稱表、參考文獻、后記、漢鏡圖等七個部分，共計70萬字，610頁，其中最后60頁為銅鏡圖版，單色印刷，16開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館員、知名銅鏡專家孔祥星先生親撰一文代序，題目為《守正拓新，推進漢鏡銘文研究》。文中不僅回顧了漢鏡銘文的研究歷程，而且從學術、應用、社會價值三個方面對《漢鏡銘文匯釋》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收集資料目前是最多最全，充分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其出版有利于填補學術界的研究空白。通覽全書之后，可以感覺到孔先生的評價十分中肯，并非溢美之詞。此書作者用力甚勤，對漢代銘文銅鏡資料做了全面、系統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本書選題，這無疑是個老題目，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本書作者以其超人的膽識與氣魄，敢于選擇漢代鏡銘這樣一個傳統題目，甘于寂寞，廣泛收集資料，做了大量細致入微的工作，并屢有創見，達到了超越前人的高度，令人敬佩。

　　其次，《漢鏡銘文匯釋》一書收錄的漢代銘文鏡資料，的確是目前所見同類論著中數量最多的。全書共計著錄了多少種鏡銘呢？書末最后一個鏡銘編號為4177，除去前、后重出資料，著錄鏡銘大約在4000種以上，蔚為大觀。實際上，作者收集的資料遠遠超過4000面銅鏡，因為同一種銘文下可能有許多面銅鏡。例如“長宜子孫”銘，僅一條銘文涉及的鏡子可能就超過上千面。若遇到此類情況，本書只在出處摘錄了數十面。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資料收集階段，作者檢索的漢代銘文鏡資料達到一萬面以上，其工作量之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再次，此書充分凸顯紀年鏡的學術價值。全書分為紀年鏡、非紀年鏡兩大部分。紀年鏡部分收錄117種，其余為非紀年鏡。紀年鏡具有分期斷代的獨特價值，一向為學術界所珍視。該書作者特意將紀年鏡資料集中起來，置于書前，足見其重視程度。對于非紀年鏡的著錄，則根據每種鏡銘的具體情況，先簡述其基本信息，再列出詞條，反映作者具備嚴謹縝密、有條不紊的專業素養。將兩類鏡銘資料分別記述，突出紀年鏡的重要性，并構筑起一個具有開創性的漢鏡銘文著錄體系框架，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大創新點。

　　最后，在著錄部分條目的過程中，作者注意總結一些規律性的認識，對于某些鏡銘給予新的解釋。例如第18頁，在100號鏡的簡注中，作者指出：“至遲到建安二十年，此類神獸鏡的銘辭中不再像過去僅記年月日而開始附加干支，在敘述內容時從以描述紋飾中神像、神獸為主，轉向以與紋飾毫不相干的祝福吉語為主。”在102號鏡的簡注中，對于鏡銘中的“五馬”一詞，作者認為：“五馬，一語雙關，五馬既是財富的象征，又代指二千石的高官……漢代因太守所乘之車用五匹馬駕轅，故五馬可代指太守的車駕。”由以上兩例可以看出，作者不僅下大功夫整理數量龐大的鏡銘基礎材料，條分縷析，而且在梳理資料的過程中，善于思考，發現問題并及時對其進行初步探討，反映作者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

　　近十年來，本人對漢鏡銘文研究有所涉及，略談三點，作為補正。一是《漢鏡銘文匯釋》第1頁左欄著錄1號西漢永始二年鏡，為1996年1月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在配合洛陽市車站公安分局宿舍樓基建發掘新莽墓96HM267時出土的，同年《文物》第7期刊發了該墓的考古簡報《洛陽五女冢267號新莽墓發掘簡報》。除了公布西漢永始二年鏡拓本之外，在這一期《文物》封二上還發表了此鏡的彩色圖版。簡報結語未對此紀年鏡作出評價。2013年，在編撰《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的過程中，通過與其他西漢紀年銘文鏡的比較，筆者在收錄于《洛鏡銅華》中的《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述論》一文首次提出：洛陽五女冢新莽墓出土西漢永始二年四神博局鏡“是我國目前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時間、地點的最早紀年銅鏡”，從而將中國最早的紀年鏡出現時間由西漢居攝元年（公元6年）提前到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

　　二是《漢鏡銘文匯釋》第2頁左欄談到的4號鏡，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新莽始建國二年鏡，據此書記述：“‘葆子孫’之‘子’字右下角似有重文符號，又似銹痕，僅據拓本不可定，故暫依沈令昕先生釋文。”根據筆者在國博“鏡里千秋：中國古代銅鏡文化”展覽現場實地觀察，并結合高清晰圖片分析，證實確為重文符號，不是銹痕。

　　三是此書第4頁左欄收錄的17號東漢永元五年鏡，孫機先生早已指出為后世仿品，筆者亦曾于2014年在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見到實物，確為仿品。

　　以上是筆者對《漢鏡銘文匯釋》總結出的四個方面特點，并做了三點補正。需要指出的是，這樣一部長達70萬字的巨著絕非完美之作，也有瑕疵，不一而論，僅略舉數例“硬傷”。如凡例第2頁第5點，“主要內容”誤寫為“主要內外”；參考文獻，只有四個部分，最后一部分本該是“IV”卻寫作“V”；正文第2頁腳注，《文物參考資料》誤寫為《文物參考數據》；第5頁右欄，24號鏡簡注第二行，“民國所出之鏡”后面多出“與”。上述錯誤期待在未來的修訂本中得到修改。

　　綜上所述，《漢鏡銘文匯釋》是一部關于兩漢銅鏡銘文整理與研究的佳作，代表了目前中國學術界對于漢鏡銘文釋讀與研究的最高水平，期待學術界同仁予以充分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