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邱志誠（溫州大學甌江特聘教授）

　　我國是世界農業起源地之一，歷朝歷代無不強調以農立國，加強對農業生產的組織、推動。跟前代相比，宋代農業發展水平顯著提高，然而在一般印象中宋代農學卻并不突出。通過全面的考察和比較研究，可知宋代農學集前代北方旱作農業技術大成，并首次對南方水田農業技術進行了系統論述，是一個繼往開來的發展階段。準確認識宋代農學在傳統農學知識譜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對于深入探討傳統農學的現代轉型、推動農學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宋代農學的集大成與技術創新

　　唐代農書不到30部，包括唐代在內的前此歷代農書總計也只有70余種。有宋一代農書，《中國農學書錄》《中國農業古籍目錄》分別著錄為115種、136種，實則遠逾其數——總計九大類255種。這一數量不僅雄視前代，與后代相比亦不遜色：是元代農書的5.9倍，與明、清農書（除去抄自前代者）大體相若。從整體上看，宋代農書不僅內容分布廣，涌現出很多新類型農書，而且撰著體例亦有新發展；不僅多有創新性成果，而且產生了包括大量農學知識的日用類書，在農業科技推廣方面也取得了卓著成績。

　　除了農書數量激增，宋代農學的集大成更表現在技術創新方面，涌現出多個“世界第一”。如第一部水稻專著《禾譜》、第一部柑橘分類學專著《橘錄》、第一部牡丹專著《越中牡丹花品》、第一部食用菌專著《菌譜》、第一部泡桐專著《桐譜》、第一部制糖專著《糖霜譜》等。更為重要的是，宋以前所論主要是北方旱地農業技術，宋代則首次對當時高度成熟的南方水田農業技術體系進行了論述。因此，到了宋代，傳統農學始可稱全面總結、反映了中國傳統農業生產技術。作為宋代代表性著作，陳旉《農書》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劃時代的進步，如其所敘述的水稻栽培技術，包括育秧技術、大田管理技術兩大類別及種、管、收三大環節，復雜的技術程序及精耕細作程度實已臻古代社會之極，故直到明清而不能易。所敘土壤改良方法系統、全面，除水利改良（修筑陂塘等）、工程改良（修造葑田等）、生物改良（秸稈還田、種植豆類前作等）、耕作改良（薅耘、輪作等）外，還強調“用糞猶用藥”，以使地力“常新壯”，把施肥以改良土壤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視程度。書中對火糞、漚糞、堆糞、草糞四類肥料的制法、用途詳加論載，把傳統肥料科學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職是之故，宋代絕大部分地區農田再也無須像漢唐時期那樣休耕了。

　　宋代農學哲學的發展

　　先秦時代人們即已認識到天地人各有其規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呂氏春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農業三才學說：“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為傳統農學奠定了哲學基礎。漢代鐵制農具和牛耕基本普及，形成了以區種法為代表的精耕細作農業傳統，三才理論進一步深化，強調“凡耕之本，在于趣（通‘趨’）時，和土，務糞澤”（《氾勝之書》）。這一思想后為《齊民要術》繼承吸收，并提煉為“順天時，量地利”的新表述，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

　　宋代傳統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完成，在新的生產實踐推動下，“三才”理論獲得了產生以來最重大的發展。這一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天時、地利因素中更加重視地利，更深刻地認識到在農業生產中主動改變自然條件的重要性。陳旉《農書》一反傳統，將“地勢之宜”列在“天時之宜”之前加以論述——越是遠古，農業越是絕對地“靠天吃飯”，當然重天時甚于地利。宋人則多有與山爭地（修筑梯田等）、與水爭田（圍湖、圍海造田等）之舉，“天時不如地利”自為理之必然。二是認識到天時、地利因素是通過構成一個統一體即自然環境條件而影響農業發展的，故陳旉《農書》雖承前代分論“地勢之宜”“天時之宜”，但全書更常將天時、地利統一起來合稱為“天地時宜”“天地時利之宜”。三是更重視人的因素，由先秦秦漢“趣時”“適地”、南北朝“順天時，量地利”進入“盜天地之時利”的新階段，賦予人類在農業生產活動中更高的主體性地位。這就是“人定勝天”一詞在南宋中期開始出現的原因。總之，宋代農學強調由消極適應、順應自然環境條件變為積極主動地改造自然，這是中國農學發展史上取得的重要思想成就之一。

　　宋代農學成就取得的原因

　　宋代農學取得巨大成就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根本上說，宋朝建立統一過程沒有連年累月的超大規模戰爭對人口的損耗，因此人口數量激增，在歷史上首次超過1億；南宋時北方流民大量南徙，人多地少的矛盾依舊存在。同時，兩宋雖長期處于和平發展之中，但始終面臨強敵環伺之局，一直保持著戰備狀態，需要強大經濟力量支撐。這就迫使兩宋政府以及廣大百姓積極發展生產，以滿足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要實現此目標，除開荒辟土增加耕地總面積外，必然講求生產技術提高單產，這自然刺激宋代農學全方位、多角度發展。

　　具體原因除了已有研究提到的印刷術普及、理學格物致知觀念影響外，一是宋朝政府重視農業生產技術，奠定了政策基礎。如北宋真宗“雕印《四時纂要》《齊民要術》付諸道勸農司，以勖民務”；南宋高宗“頒諸農書于郡邑”。對地方官員來說，“農桑墾殖、野無曠土、水利興修”是其考課的主要內容，他們自然積極勸農，這正是宋朝勸農文勃興的原因。宋代勸農文并非只是勸勉鼓勵民眾努力耕種，推廣農業生產技術更是主要內容。除了重視推廣已有技術，宋朝政府還鼓勵學者對生產中的具體問題展開研究，持續兩百年的吳中水利研究課題的形成與發展就是顯例。

　　二是宋代教育發展較快，奠定了人才基礎。宋朝統治者大開文治之風，學校教育日益推廣及學生總人數的增加是此前歷代都無法比擬的，整個社會文化水平大幅提升。大多數讀書人不能進入官僚隊伍，就成為且耕且讀的鄉居知識分子。普通農家子弟也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如建州雖“土狹人貧”，但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識字農”一詞在宋代產生亦為明證之一。擁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勞動群眾在勞作中能夠更好總結、研究農業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其中有些人還將實踐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得撰寫成書，推動了宋代農學發展。

　　三是宋人頗具創新意識，提供了進步動力。宋政府多行寬大之政，為人才成長提供了較為寬松的環境，故宋代士人敢于言事、任事，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屢有變法之舉。要變法以富國強兵，自不能因循守舊，秉此心而為學術，有利于提高創新意識：從哲學看，宋代創立新儒學，學派林立而各具創見；從文學看，宋詞堪稱一座巍巍豐碑，宋詩以文為詩、以俗為雅，是唐詩之外的璀璨明珠；從科學看，宋代在諸多科學技術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因此，宋人在研究農學時能夠創新實為應有之義，如曾安止撰《禾譜》是因為“未有能集之者”，韓彥直撰《橘錄》是因為“獨未有譜橘者”，很多農學成果都是作者有意識創新的產物。

　　宋代農學對后世的影響

　　降至元代，農書不僅數量較少，而且多沿襲少新創。《農桑輯要》中，所引13種書除《齊民要術》外皆為宋金著作，實為宋金農學知識之結集。《王禎農書》對宋代農書同樣多有引錄，雖兼論南北農業技術，但只是宋及前代農書的綜合，與宋代農學確立新技術體系、開辟新畛域不同。故王毓瑚謂其“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幾部農書改寫的”；石聲漢也說：“從科學技術知識方面的紀錄成績，來衡量王禎農書，評價也許不應當太高。”

　　據葛小寒統計，明代農書有原創內容的僅282種，換言之，近一半明代農書完全抄錄自前代。如前所述，唐以前農書、元代農書數量都不多，而元代農書又多承襲自宋、金，因此這個“前代”主要即宋代——僅從此點已可概見宋代農學對明代農學的影響。從明后期開始，隨著西方近現代科學技術的傳入，中國固有的、以經驗為基礎的傳統農學逐漸向以實驗為基礎的現代農學轉型。明代代表性農書《農政全書》不僅專置兩卷述“泰西水法”，更是徐光啟進行農學實驗的產物，昭示了傳統農學現代轉型的開始。

　　清前中期對農學的認識有所退步。作為主流觀點，清修《明史》“農家類”只收樹藝、救荒之書；《四庫全書》踵此更是“逐類汰除，惟存本業”。清朝代表性農書《授時通考》多引前代農書及各類文獻，錄自《齊民要術》陳旉《農書》《農桑輯要》《王禎農書》《農政全書》等書的內容就占全書的六分之一。故王毓瑚評價其“純粹是前人有關著述的匯輯”，石聲漢評價其“在指導生產方面沒有多大作用”。直到清末，傳統農學賡續歷史脈絡重啟轉型發展之路，方才邁向新的高度。

　　綜上所述，宋代農學是中國傳統農學集大成開新統的重要發展階段，并對此后產生深刻影響。宋以后傳統農業生產技術更加重視因地制宜、精耕細作、以有機肥改良土壤和以糧食生產為主多種經營等經驗，對于今天發展生態農業仍有借鑒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以后中國傳統農學的發展及現代轉型研究”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