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志

　　《法治日報》記者連續多日采訪了北京、湖南、廣東等地30多名勞動者發現，近九成職場人或多或少需要加班，近六成職場人平均每天加班超過1小時；且有一半的職場人加班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補償，如加班費、調休等。

　　九成勞動者需要加班，這份小范圍的調查，應該跟很多勞動者的感受相符。比如在互聯網行業，以前一些企業管理者公然宣稱“996”工作制，而隨著勞動者權益保障水平的提升，公然要求強制加班的現象減少，但企業通過工資、考核等機制，還是能讓員工“自愿”加班。

　　所謂“自愿”加班，更像是一種“被自愿”。報道中提到，一些領導沒有提出加班要求，但布置的工作量在工作時間內根本無法完成，績效考核自然會受到影響。為了保證工資水準不下降，員工只能加班加點。

　　企業逼著員工在加班和降薪之間做選擇，這種變相強制加班，對勞動者休息權造成的傷害更隱蔽，成了企業規避法律風險的一種套路。同時，由于維權舉證難度更高，這也讓勞動者陷入更被動的困境。

　　不管是強制加班，還是打著“自愿”的幌子變相強制加班，都是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勞動法》中關于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明確提到：“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特殊情況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用人單位需要和勞動者協商。

　　的確，有些企業用工成本較高，但這也不是犧牲勞動者休息權的理由。企業不能轉嫁成本，最后讓勞動者埋單。更何況，部分企業把員工加班時間的長短當成了衡量員工是否有奉獻精神、盡職盡責的唯一指標，以至于“無效加班”盛行，“下班就走”反而變成了一種偷懶。

　　企業能靠著不合理的工資結構、考勤機制，讓員工“自愿”加班，說到底，還是因為勞資雙方的關系不對等。用人單位作為資方，掌握著主動權，而勞動者要想依法維權，一方面面臨著很高的舉證成本；另一方面，可能要付出失去工作的代價，所以往往只能忍氣吞聲。

　　而企業之間的競爭，讓犧牲勞動者權益，變成了一種提高自身競爭優勢的內卷手段。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生態下，超時加班自然就成了一種企業文化，一種潛規則，員工很難與之抗衡。

　　面對這種局面，首先還得讓《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硬起來，為勞動者撐腰。比如，可以暢通投訴舉報的機制，讓勞動者有更多的維權通道；再如，勞動監察執法等職能部門，加大對違法違規企業的懲罰力度，提升企業強制加班的法律代價，倒逼落實法律規定；又或者更好地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讓它能夠為勞動者權益及時兜底……

　　強制加班的土壤深厚，要想在一朝一夕破除絕非易事。但不論如何，長時間加班是透支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在勞動者權利覺醒的當下，理當從常態化的監督執法做起，打破強制加班，讓休息權歸位。（熊志）